https://ameblo.jp/iam0618/ 中日友好のための闘争! ja
为帮助即将参加辩论会的好友思儿，在此仓促中写下一些关于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个人见解。

对于任何稍有历史底蕴、重视文化的国家来说，这都是一个争议极大、众说纷纭、而且似乎永远都不会有答案的重要课题。但是，这样如此微妙的课题似乎又只有两派意见：究竟是保护为主？还是应以开发为主？

思儿是主张保护为主的辩论一方，因此，本文我会完全从证明保护的角度去论述。

在“历史文化遗产”中，“历史文化”只是起了对于“遗产”的不决定其性质的修饰作用，毫无疑问，在“历史文化遗产”这个偏正短语中，“遗产”占据着最为重要的地位。而“主”，在汉语里的部分语境拥有着排他性的中心地位，从逻辑上说，既然保护是“主”，那么与其相左、对立的开发就是“次”。也就是说，保护并不完全排斥开发，但开发必须从属于保护、必须服务于保护，否则便会主次颠倒、本末倒置、挂一漏万。

可是，“保护”比“开发”更有理由成为“主”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那么让我们再次回到第一个问题，即“在‘历史文化遗产’这个偏正短语中，‘遗产’占据着最为重要的地位”上。

遗产是什么？遗产是一笔特殊的资产，是与我们很有关的人去世前在法律意义上行使对其个人私有财产的最后一次处置和分配的权利的行为。而我们遗产继承人的我们，就成为了这笔资产的新的主人。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如何对待遗产的这个命题可以置换为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资产。这是合情合理地置换“资产”和“遗产”两个概念。

或许，资产和遗产的唯一区别就在于我们应该比对自己的资产以更加珍惜、严谨和保守的态度去持有，因为那是我们的祖先（上一辈、上两辈）或与我们很有关的人出于信任我们可以以负责、认真、严肃、谨慎的态度去对待才把自己的财富教育我们。我们没有理由不看重这笔寄托着信任的资产。

所以，产生的新的问题就是究竟怎样才是没有辜负这笔有特殊意义的资产呢？

首要的是，不能在广义的意义上轻易地失去。什么是广义？就是不以任何一种方式失去，就是不主动也不被动地失去，就是自我可以意识到是否失去。

除了败家的无赖之徒，恐怕没有人会主动去挥霍和滥用这笔珍惜、寄托着无限感情和信任的资产。但是，不主动挥霍并不必然等于资产就不会消失，哪怕只是部分地消失。

原因再简单不过，资产，随时都有可能受通货膨胀这样的无法预计、无法改变的突发性的社会因素（宏观风险）所轻而易举地吞噬掉。所以，对待资产的态度，珍惜是第一位的，保值是第二位的，在保证资产安全和保值的基础上进行增值是第三位的。很难想象，一个连资产的安全都没有能力去保证的人，会有能力让资产增值。诚然，增值也是正确和负责的态度对待资产，但是，增值必须是在资产已经是安全和已经至少能够达到保值的情况下才有意义进行的冒险。否则，就是对于宝贵资产不理智的轻佻。

恰恰，历史文化遗产也是遗产，只不过是特殊的遗产；而特殊的遗产又也是资产，只不过是特殊的资产。所以，历史文化遗产可以称作是极其特殊的资产。任何资产，都会面临着如何继承、如何面对的问题。历史文化遗产当然也不例外。

既然历史文化遗产也是资产，首先值得思考的就不是如何去增加其附加值，而是如何不失去它，如何让他能够不论发生什么都能依然存在。只有存在，增值、增加附加值才有了可能和讨论的意义与必要。

对于极其特殊的历史文化遗产，再鉴于其公共和意识形态上普世的特殊属性，就更有理由保守和谨慎，任何激进的冒险行为都无异于是在对全体人类犯罪、对于文明公然对抗。

这里便牵扯出了本文的主旨和核心：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究竟应选择开发为主，还是保护为主？

我不反对理性的、以保护为主的开发。但是，如果对于那些盲目的开发、以开发为主的开发、为了开发而开发，就显得面目可憎、别有用心了。

保护的目的是什么？保护与开发必然是一对在任何时候都注定无法调和的矛盾吗？

保护恰恰是为了更好的开发、更科学的开发和更可持续的开发的保证和基础，就如资产的存在和保值是资产的增值的保证与基础是一样的道理。今天无数的人之所以还有机会去破坏历史文化遗产，恰恰是拜在此之前无数人有意识、无意识对于历史文化的保护所赐，否则，他们今天连波坏的机会都没有。

因为受历史文化遗产应以开发为主的思潮影响，从最宏观的角度去分析，至少产生了两点令人遗憾和担忧的消极影响A对于景区的暴力B对于文化的强奸

既然开发为“主”，高于一切，致使近年来全国各地景区，无论是人文景观还是自然景观，都遭受到了令人发指的破坏：景区为更多的游客修建道路、缆车破坏景区原有风光并产生噪音；无数景点附近对于宾馆酒店度假村桑拿房大兴土木，对景区造成了惊人的污染；超出承载能力数倍的游客增加了超过承载能力数倍的水的需求，为了获取更多的水，更多的井开始不顾一切的被开采，结果产生了土地塌陷的深深隐患；过多游客的涌入，使得旅游点当地的独特民俗价值观被同化，最终千城一面、毫无特色、一片死寂…景区超出承载能力、接待能力的非理性不可持续的繁荣所有景区人满为患，即使随处可见的禁止拍照、禁止触摸、禁止攀登的警示牌也阻挡不了景区老树、古迹的痛苦呻吟、更阻挡不了汹涌的到此一游…

而近年来发生的N起游人踩踏事故、N起游人失踪事件和N的N倍的游客投诉举报事件雄辩地证明，对于监管者而言，在游客超出承载能力、以开发高于一切思想指导下，竟然连游客的基本安全都无法保证，试问，哟个冒着生命危险去旅游的人，心情依旧会那样洒脱和轻松吗？！生命高于一切！

现实对于保护更加迫切。旅游的大趋势不可逆转，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旅游。据权威的世界旅游组织预测，中国的旅游人数会以每年百分之20的速度增长。而这之中有必然会有大部分游客来到历史文化遗产，即使原来似乎不那么迫切的保护现在也会变得异常突出，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已经变成了刻不容缓的课题。难以想像，在每5年游客人数就会翻一番的情况下，我们仍要坚持以往的以开发为主的一贯做法。

我们之所以如此强调保护为主的重要性，主要原因在于历史文化遗产的不可再生性和脆弱性，如果依然坚持排斥性的开发为主，就极有可能对其造成永远无法弥补的破坏。正如兵马俑博物馆馆长所言：“把秦始皇陵墓留在地下，就是对她最好的保护。”

让我们有理由乐观的还有莫高窟，因为过多的游客造成的壁画脱落、褪色。使得莫高窟人下定决心，每天只开放一部分，对游览人数严格限制。因为他们清楚，如果不这样做，如果他们继续坚持以开发为主，那么几年后的莫高窟就会变成四壁空空的山洞！

布达拉宫也开始了这样做，而异邦的埃菲尔铁塔、卢浮宫、泰姬陵、金字塔也开始了这样的严厉措施，这些都是让我们有理由乐观与自信的积极因素。也是反正保护为主已成为世界公式的最好证据！

反对者或许会说，保护为主的政策会把很多人挡在旅游的大门之外。但是，我想说的恰恰是，真正把最多人挡在旅游大门外的是开发为主的思潮！

因为，必须沉重地说，相对于保护为主，开发为主短期内可以促进更多的游客，但是，这种扭曲的促进是建立在侵犯未来更多人、侵犯未来的子孙后代也来游玩为代价的！

至于对于在没有很好保护下就盲目开发的文化，现状就更是触目惊心。开发的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学习不佳鉴别地学习中国文化的糟粕，还美其名曰“复古、爱国”；就是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连简单的文言文都无法阅读。正是因为没有很好的保护那些应该保护的真善忍，使得糟粕和腐朽文化大行其道，甚至大有占据舆论权的态势，自以为是、孤芳自赏的狭隘思潮才会被越来越多的孩子当作真谛。

我们绝不反对开发，因为没有开发就没有创新，没有创新就必然被淘汰。但我们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盲目的开发、为了开发而开发、不顾一切的以开发为主，特别是对待历史文化遗产这一无价和神圣的资产时！除非，我们可以负责任地说，不需要太多的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会有更好的发展。但这并不现实。保护需要开发，开发更需要保护， 就如资产的存在、保值与增值的关系。至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毫无疑问会使这样的。

不可持续、侵害后人的以开发为主的模式看来走进了死胡同。而另一种叫做以保护为主的模式则已经爆发出了它强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

最后，祝思儿在明天的辩论会中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愿我在此微不足道的参考和帮助对于思儿是有意义的。
]]> https://ameblo.jp/iam0618/entry-10372366696.html Sat, 24 Oct 2009 19:25:52 +0900 有一种广为流行的观点，曰：强大的中产阶级是实行民主的前提或基础。不难看出，这种“中产阶级论”实际上是经济决定论的翻版或变种。我早先写过文章批评经济决定论，这里不妨对“中产阶级论”也说上几句。
“中产阶级论”的第一个问题是含义不清。首先，何谓中产阶级？是仅仅根据收入来定义呢，还是说要加上职业、受教育程度等因素？不少人是主张按收入定义的。然而，“中”本是相对概念。穷国的中等收入在富国就只能算低等收入。如果提出一条硬标准，譬如说年收入必须在多少美元之上才算中产阶级。那么我们很容易找出反证，例如印度的中产阶级过去就没达到这条标准，但并不妨碍印度早就实现了民主；新加坡早就超过这条标准，但至今却还没有民主。另外，中产阶级这个概念和经济体制有无关系？在公有制计划经济下，国家企业事业单位的一般职工都算得上收入中等，且人数众多。他们算不算中产阶级呢？再者，笼统地说“中产阶级是实现民主的前提或基础”，这话的意思也不清楚，因为民主的争取和迫切需要是一回事，民主的巩固和良好运作是另一回事。这种区别对后发国家尤其重要。

美国学者利普赛特（SeymourMartinLipset）在《政治人》（1960年）一书里写道：“从亚里斯多德迄今，一般的论点是，只有在没有什么真正穷人的富裕社会中广大公众才可能有效地参与政治，不受不负责任的宣传鼓动的蛊惑。一个社会一边是大批贫穷的群众，一边是少数受到优待的精英，结果如不是寡头政治（少数上层的独裁）便是专制（有群众基础的独裁）。这中间的道理也不复杂。在贫富悬殊、中产阶级弱小的地方，如果实行民主，穷人很可能利用人数上的优势去推动财产再分配政策，乃至侵夺富人的财产。这就很可能导致暴民政治。与此同时，富人则对民主深怀疑虑乃至敌意，故而倾向于寡头统治。反过来，在贫富差距不大，中产阶级占有人口较高比例的地方，由于财产配置比较均衡合理，因此民主就不会成为财产再分配的工具，社会也不会因民主而撕裂，民主也就比较稳定。”

应该说，上述分析是有一定说服力的。不过仔细想一想就可发现，这与其说是贫富差距是否悬殊，中产阶级是否强大的问题，不如说是财产配置是否合理，富人的财产是否合法的问题。印度的贫富差距也很大，美国的贫富差距也不小，但是印度和美国的民主制度都比较稳固。因为在这些社会中，大多数人（包括大多数穷人）认为，富人之富，是来自聪明才干，勤奋努力，来自开拓精神冒险精神，来自家族的多年积累，或者来自运气等等；简言之，富人的财产被认为是正当的、合法的，既有的财富配置格局是得到社会上比较广泛的接受与认可的。

回过头来看中国。我多次指出，今日中国的问题决不仅仅在于贫富差距的程度十分惊人，更在于其性质特别恶劣。在今日中国，富人所拥有的巨额财富，不是来自历史的积累，主要也不是来自市场的优胜，而是来自权力的巧取豪夺。富人之所以富，是因为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掠夺了本来属于人民的财富，而且是两次掠夺（当初的共产革命是第一次，后来的经济改革是第二次）。穷人之所以穷，主要是因为他们创造的财富被权贵所掠夺。在今日中国，很大一部分富人的财产都是来路不请白的，是不正当、不合法的。广大民众对现有的财富配置格局是不接受不认可的。

可以想见，一旦中国政治开放，人民有了发言权，一定会有大量民众，尤其是数量众多的所谓弱势群体，不会接受财产配置的既定格局。他们会强烈地要求重新洗牌，对以往的经济不公正进行矫正；势必会有大量官员受到追究和惩罚；既有的财产配置格局将经历大规模的震荡，从根本上被打乱；新的、能被广泛接受认可的经济秩序必须经过一段很长的时期才能逐渐确立。

假如上述分析不错，那是否意味着今日中国不适宜马上实行民主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既然现有的极端不合理的财富配置格局恰恰就是不实行民主的结果，我们又怎么能把它当作不应当实行民主的原因呢？这岂不是把事情的因果关系正好弄反了么？由此可见，民主的争取和迫切需要是一回事，民主的巩固和良好运作是另一回事。事实上，利普赛特的“中产阶级论”主要讲的是民主的巩固和良好运作，而且他研究的案例也只限于五六十年代西欧、北美和拉丁美洲。八九十年代的苏联、东欧，尤其是蒙古等国的经验已经证明，专制国家的民主转型并不必须要以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为前提。

拿中国的情况来说，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如果在二三十年前，在经济改革的初期就同时进行政治改革，如果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在民主的框架内进行的，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就算经济增长的速度可能会慢一些，但是它所造成的财富配置格局一定会更公正更合理些，更能得到社会的广泛接受与认同，也决不会造成今天这样的贫富悬殊。如果在二三十年前就开始推行民主，来自统治集团的阻力也要更小些，因为绝大部分官员在经济上还比较清白，至少不必担心自己在民主后会被清算。虽然当时的中产阶级还很弱小，但要是实行起民主来反而更容易。今天的中国，虽然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中产阶级也在壮大，但是由于极端的贫富悬殊，由于财富配置的极端不合理，由于大量官员的贪污腐败，病入膏肓，在今天实行民主反而会遭到更大的阻力，反而有可能出现更大的社会动荡。这再次说明，把中产阶级当作实行民主的前提的观点是不成立的。那种以中国的中产阶级还不够强大为藉口，因此主张民主应当缓行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 https://ameblo.jp/iam0618/entry-10372239178.html Sat, 24 Oct 2009 16:11:58 +0900

一、韩国———世界“第3 种工业文明”

西方学者马克斯·韦伯所创立的文化学(“韦伯学”) 对当代世界最大的贡献,是发现了国家现代化与文化的关系。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著作中,阐述了这样一个原理,即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必须有一种“核心精神”(价值取向) ,作为经济发展的“动源”,也作为一种“利益驱动”的节制或平衡,没有这样一种“精神”,便无法克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那些“发自人本性的欲望”,当然, 也就无法实现现代化。“韦伯学”在西方引起巨大反响,这也正是“文化”被当代人越来越重视的原因。文化不仅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因,也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当六七十年代韩国经济突然崛起时,以韩国为代表的东亚现代化模式开始引起西方的广泛关注。根据韦伯原理,引发了对韩国文化(以儒教文化为主体) 在现代化中功能问题的讨论和探索。这种讨论与经济问题的结合,便提出了韩国现代化模式问题。西方学者把西方现代化道路称为第1 种现代化模式,把苏联东欧现代化道路称为第2 种现代化模式,把以韩国为代表的东亚模式称为第3 种现代化模式或“第3 种工业文明”。
第1 种模式的西方现代化道路,最大特点是在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基础上所引发的“产业革命”——即以发展近代工业为核心的经济革命。西方的工业革命从轻工业(以纺织为主) 开始,积累资金后再发展重工业,最后由工业化带动农业、科技、教育乃至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因此,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也可以称为工业化道路,其实质是工业强国道路。韦伯对西方现代化过程作了分析研究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西方的现代化过程就是“理性化过程”。他甚至认为“理性化过程”是任何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韦伯的这一理论后经柏森斯、哈伯玛斯的深化和完善,成为西方现代化的重要理论。他们还进一步推断说,西方的理性化过程就是“工具理性”化过程。以“工具理性”为价值核心的西方资本主义,最主要的特征可总结为下述几点:以个人主义或个人奋斗为核心价值,以唯利是图为经营手段,以取得最大利润或最大财富为目的。在这幅以金钱为目标的个人奋斗的图画中,生产力、科学技术、财富和人的智能等等都得到高速发展,社会结构也发生巨大变化,这一切使资本主义成了人类历史发展中最辉煌的时代,也使西方成为近现代世界的发展中心。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虽有自由、人权、法制等等先进的东西产生,但这些都是为维护个人发展和私有财产合法占有服务的。正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过于重实利而轻伦理,重工而轻文,使能克制物质欲的“新教伦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被抛弃得精光殆尽了。于是,有远见的西方学者在20 世纪初便预言,西方已开始没落。这种没落首先是从精神或文化开始的。但无论如何,首先实现现代化的西方,还是令倍受压迫、穷困落后的东方和南方国家羡慕不已,纷纷学习效仿。但当它们真正到了选择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时,它们也看到了西方模式的深深的缺欠,认识到西方并不是现代化的唯一之路。
第2 种现代化模式是前苏联东欧工业化模式。这种模式理论上的奠基人是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斯大林认为,苏联在20 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策划工业化时,已落后于西方50～100 年。为赶上资本主义,苏联不能走资本主义老路,即先轻工业后重工业。在工业化这一点上,苏联要走“捷径”,即优先发展重工业。因为只有重工业才能强国,才能为社会主义建立强大的物质基础。斯大林认为“, 不是发展任何一种工业都算做工业化。工业化的中心、工业化的基础,就是发展重工业(燃料、金属等) 。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发展本国的机器制造业。”这样,斯大林就把工业化定格为重工业化。斯大林的理论和前苏联的工业化道路,后被东欧和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搬用。苏东式的重工业化道路,表面上看是西方工业化道路的“捷径”,实质上仍是西方“工业强国”的老路,而且产生更多的负面恶果,至今已基本上被抛弃。韦伯早就认为,重工业或计划经济,其“实质合理性不但会与形式合理性发生冲突,有时候还会背离其所要追求的实质合理性的目的。”从实践效果上看,苏东模式把西方工具理性或物质强国模式推向了绝对化和极端化,因此它更加远离人的精神价值和伦理价值,而把功利视为第一甚至唯一。
以儒教文化为根基的韩国(也包括某些东亚国家) ,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却走出了一条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既不同于第1 、2 两种现代化模式,又吸取了前两种模式的优点,以东方儒教为基点,正确处理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了一条东方式的现代化模式。
20 世纪60 年代以后,世界又出现了现代化的第3 种模式,它是由“工业东亚”国家(日本与亚洲“四小龙”) 创造的。其中以儒教文化为根基的韩国所走过的现代化之路更具典型性。东亚现代化模式,与前两种模式相比较,有许多根本性不同,但也吸纳了前两种模式的许多优点,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进行了新的优化组合,形成了一种高于或优于前两种模式的现代化模式。从宏观上看,第3 种模式与前两种模式有以下的不同。

1. 在如何处理现代化中的物质与精神问题上,在核心价值观问题上,第3 种模式既摆脱了西方以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为根基的“工具理性”观,又拒绝了苏东国家以集体主义(国家主义) 和平均主义(共产主义) 为根基的社会主义“工具理性”观。而是采用东方的传统文化———儒家文化作为现代化的核心价值观。当然,二战后东亚的儒家文化,已经是吸收了大量外来文化的新儒家文化了。
2. 在现代化模式的基本指导思想上,虽然实行的是西方的以私有制经济为基础、以市场原则为运行机制的路线,但西方经济机制已被进行了某些改造,以适应东亚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的具体环境。
3. 东亚国家(尤其是韩国) 在制定自己的发展战略时,虽然大量吸收苏东模式中的某些成分,如最大限度地发挥国家(政府) 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由国家制定发展计划(“5 年计划”) ,扶植大企业和重视重工业等政策,但在国家所有制与现代化基本运行机制上又与苏东国家有根本区别。
4. 当东亚现代化开始时,世界现代化已发展到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和人才成为现代化的关键因素。东亚国家(尤其是韩国) 抓住时机,做到与时俱进,狠抓教育与人才培养,抢先占据有利地势,造就了比西方与苏东国家更快的发展速度。应该说,东亚国家创造了世界现代化中一种新道路、新模式——“文化强国型”模式。以韩国为代表的世界第3 种现代化模式,代表了一种正在发展中的也更加完善的模式,但是它的缺欠或弊病也不少,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是这种弊病的反映。但从长远、从宏观上看,第3 种模式的优越性将在未来世界发展中得到证实。

二、发展教育———韩国现代化的起点

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韩国人最值得称道的是重视教育,重视教育就是重视知识、重视人的素质,实质上就是重视人,不是把现代化盯在“物”上。韩国的现代化,与前两种模式最大的不同,就是从抓教育开始。
韩国在1945 年从日本统治下“光复”以后,就大抓教育,尤其是抓基础教育,实际上这已是韩国现代化的开端,只不过当时韩国人自己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甚至直到现在,韩国人也仍认为,韩国的现代化是从20 世纪60 年代开始的。
1945 年朝鲜半岛解放,南北分裂,南方的韩国1948 年建国。但从1945 年开始,南方的韩国人在物质生活极端困难条件下,就开始抓教育。据韩国的有关资料统计,半岛刚一解放,南方便动员了大约全部儿童的1/3 入学,其人数已达100 多万,并开始了全国性的扫盲运动, 当时的韩国文盲率高达78 %。到1955 年,文盲率已下降到12 % ,到1958年,文盲率已降为4 %。到1965 年,适龄儿童(6～12岁) 的入学率已达98 % ,在校儿童总人数已有500 万人左右。⑨因此,韩国的教育得到了OECD 及世界银行的高度评价。
韩国人抓教育的最大特点是花大力气、投大资本抓基础教育,即抓中小学教育。抓基础教育见效慢、不易出成果,但基础教育却是从根基上强国立国的措施。韩国人的教育投资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其教育投资, 一般占政府整个预算的1/5 以上。⑩在对教育大投入基础上,其国家经费的分配,通常是高等教育只占10 %左右,就是说,有90 %左右的教育经费都用于中小学教育。这种政策在世界上是不多见的,但也是有远见的。除国家投资外,家庭的教育投资在世界上也名列前茅。韩国的家庭教育投资,一般占家庭收入的11.1 %(1991 年) 。家庭教育投资主要是指学生的课余辅导费用,这种费用在1991 年平均每个学生为29161 万韩元,最高达100 万韩元以上。韩国儿童在成长中大约有70 %的孩子接受过私人家教。
由于韩国一贯执行教育立国路线,其教育事业发展迅速。据统计,1945 年,整个半岛只有一所大学和18 所专科学校,当时共有高校学生7 819 名。但到1991 年,仅南部的韩国已有高等院校580 所(其中461 所为私立) ,共有大专学生290 万人,研究生9.1 万人。高校学生比刚解放时数据猛增378倍。韩国高校学生与总人口之比为6.39 :100 ,比美国的5.3 :100 还要高。初级教育和中等教育的发展更是惊人,1992 年,包括小学、中学、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及幼儿园在内的1.9 万所学校共有各类学生1 147 万人,按韩国总人口4 634 万计算,在校学生已占总人口的1/4 左右。
韩国教育对现代化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至少以下几点应该给予肯定:1.从1945 年开始培养的一代人,在60 年代工业化开始时,已成为有文化的建设大军,教育不仅仅是提供了有文化的劳动者,也提供了科学技术人才、企业管理人才和国家管理人才。2. 由于全面接受中等以上教育,使韩国全国居民文化水平大大提高,居民素质上了新台阶,充分保证了现代化的需要。3. 全民普及中等教育,并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使韩国青少年在接受知识的同时,也接受了一种“国民精神”,即“为国家和民族顾全大局、奋斗不息”的民族精神。这对韩国的现代化起了重要作用。韩国于1968 年颁布《国民教育宪章》,重点是提倡国民精神教育。教育给国家提供的,不仅仅是建设人才、国民素质、国民精神,也包括国民觉悟和适应现代化的文化。

三、韩国现代化模式的特点

被西方称为“第3 种工业化”的韩国现代文明,与西方及苏东模式有什么不同,这正是东、西方学者都在讨论的问题。我认为从宏观上说,最大的不同是现代化的“动源”,即支撑现代化顺利进行的文化不同,由此形成与前两种模式的根本不同。支撑韩国现代化的是儒教文化,其有以下几点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1. 儒教提倡笃敬思想,它直接促成劳动者的勤奋、诚实;2. 儒教的节欲思想,促成人民勤俭节约的传统,对于保持居民高储蓄率、保证建设的大量投资极为有利;3. 儒教提倡修己治人和尊重学问,它使韩国国家能极端重视教育和对教育进行资本投入;4. 儒教讲究君、臣、父、子的社会伦理,士、农、工、商的传统秩序,这对政府权威的树立及社会秩序、企业秩序的形成大有益处;5. 儒教讲究的和谐与共同体精神,有利于社会互助和实现较为平等的社会分配等等,这些支撑韩国现代化的东方文化因素,无疑与西方文化有着极大区别。西方文化以 “工具理性”为核心,把个人奋斗、功利主义、竞争和物欲摆在首位。
因此,韩国与西方现代化,由于“动源”截然不同,必然形成不同的道路和模式。从经济发展模式上看,世界各国学者给韩国的现代化下过多种定义,如“结构转移模式”、“发展分析模式”、“内在增长模式”等诸多观点。韩国学者认为,这些观点是从不同角度来解释韩国经济发展原因的,多是从某些侧面解释各种因素对韩国经济的影响。因此他们认为“, 仅用简单的因果关系来解释韩国的经济发展是不恰当的。韩国的经济发展是韩国儒教传统文化和西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他们认为,韩国现代化模式定义为“儒教的市场经济模式”是正确的,因为这个定义能解释韩国现代化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那么,韩国的儒教市场经济模式有什么主要特征呢? 除了文化上的儒教根基外,我认为还有以下几点特征:

1. 从总体上分析,韩国模式是以市场经济为运行的基本模式,但在具体的运行中不同于西方的标准模式,其中不仅注入了苏东计划经济模式中的某些因素,更重要的是把韩国自身的经济特征作为制定经济战略的出发点。从发展基础上看,韩国的最大特点是国土狭小、资源贫乏、经济落后,但人口的密度大、人口资源丰富,形成的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模式。
2. 在经济发展战略上,从本国具体情况出发,先实行发展进口替代工业,60 年代以后,积极与世界市场接轨,由进口替代战略变为出口导向经济战略,保证了资源贫乏、经济落后的韩国,在进入世界市场体系后,在竞争中处于高速发展的有利地位。
3. 吸收苏东模式中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占主导地位的经验,制定政府主导型开放战略。由儒生(知识分子) 组成强有力的政府,实行政府对经济强有力的领导和干预,保证国家对资源、资金、人力的合理分配,保证了国家发展中的重点项目和重点企业占据有利地位。在政企之间实行垂直领导和政企合一政策,由政府直接扶持大财团(大财团企业) 。这一政策保证了国家在相当长时期内的高速发展。
4. 在工业化开始不久(70 年代) ,便把发展经济的重点放到了重工业上。政府制定“重化学工业”(HCI) 计划,把钢铁、机械、石油、化学、造船、电子、有色金属列为6 大“战略产业”,力图建立自立经济结构。这是引进苏东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重工业强国) 经验的结果。
5. 从国家少资源而多人力的特点出发,制定优先发展知识人才战略是韩国经济战略中最重要的一点。韩国固有的儒学传统,有重视人的教化、重视教育知识的渊源,这一传统为人才战略的实施奠定了基础。人才战略使韩国的工业化不仅保证了高素质(有文化的劳动力) ,也保证了国家和企业的管理水平能与世界先进水平接轨。重视知识和人才,是世界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谋求发展的最根本措施。

总之,韩国的现代化模式(第3 种现代化模式) ,具有兼收其他模式优点的性质,并能从跻身世界市场后的地位、从发挥自身经济优势的角度出发来制定自己的现代化战略,其中也包括如何发挥传统文化的优势。因此,韩国现代化模式不仅颇具特点,也代表了世界现代化中一种高于前两种、处于优势地位的思路或模式。当然,我们肯定韩国现代化模式,并不是说它完美无缺,尽如人意。相反,它有许多缺欠,20 世纪90 年代中期爆发的金融危机证明了这一点。从模式上说,如家族式企业制度、压制青年及政企垂直领导等,都是弊病。在模式实施中,过分依靠和资助大企业,形成大企业章鱼式的发展模式,对大企业过度投资等的结果造成高负债和倒闭等等都是证明。因忽视中小企业,又造成国家经济基础不牢固,而且,权威主义的主导经济又直接造成各种腐败等等。总之,韩国模式弊病不少,仍需不断修补完善。在这里之所以肯定韩国模式,主要是因为韩国模式是世界现代化中“文化模式”的代表,在知识经济时代来临之际,这种模式代表了一种发展方向。 ]]> https://ameblo.jp/iam0618/entry-10366810644.html Sat, 17 Oct 2009 13:29:17 +0900
思想解放就是从神回到人，从神话回到人间常识，从外在的、远离人的目的回归人本身。

如果要问“思想解放何以可能？”回答是：这没有什么高深和神秘的地方，只要我们忠于生活，忠于我们的本性，就做得到。解放思想和科学发明、发现不一样，不是依靠高智商去揭示世界的奥秘，它只是要求人们不要盲目相信偶像和权威，如实地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说话和办事。在许多情况下，它只是要求回到常识，如果我们处在常识和常理被歪曲的情况中，我们需要的只是纯真和勇气，而不是高深的知识和智慧，就像安徒生童话中那个小孩一样不假思索的高叫“皇帝本来就没有穿衣裳！”

思想解放是人的解放，就是从人之外的状况，从非人的状况回到人自身，马克思曾经说过：“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从宣布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出发的解放……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中国理论界在破除“两个凡是”和确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被视为大逆不道和惊世骇俗，并不说明这个问题在哲学上，在认识上有多难，只说明我们这个民族曾经愚昧到什么地步，我们的人性丧失到多么可悲的地步。

人们一般认为，从“两个凡是”回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对假马克思主义的拨乱反正，是回到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我认为，在我国特定的语境中可以这么说，但一般而言，我们不是回归某一种特定的主义或意识形态，而是回归到经验和常识。古往今来，政治家、军事家、商人、工匠、农夫各色人等总是用实践的结果来检验、修正自己的想法，总是在实践中获得成功或吸取教训，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就有成语“吃一堑，长一智”。如果一定要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只有依靠这个马克思主义原理才能取得胜利，那么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人们怎么过日子呢，军事家怎么指挥打仗，商人怎么做生意赚钱呢？

思想解放也是启蒙。人类的不幸在于，总是有人——多半是有权有势的人——要蒙蔽人，与此同时，人们总是不甘心受蒙蔽，要扫除思想的障碍。在谈到思想解放的时候，我们要记住大哲学家康德关于启蒙的话：人要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

在民间，思想解放早已开始，甚至完成

记得《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我是在大学校园内读到这篇文章的，当时并没有感到震动，只觉得它讲的不过是常识常理。

虽然在官方正式拉开思想解放的大幕时心情平静，但在这之前，我对思想解放已经有所体验和期待。

记得文化大革命中我“大串连”来到北京，目的是“学习、交流革命经验”，但所见所闻却使人感到惊讶和充满疑问。北京的许多大字报都转抄了林彪的讲话，他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书太多，读不完，他们又离我们太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经典著作中，我们要百分之九十九学习毛泽东著作。”尽管当时的气氛很狂热，对毛泽东的迷信和崇拜很厉害，但我还是感到这些过头话有些气味不正。到了这年底，读到北京农业大学附中两个学生写的“给林彪同志的一封信”，批判林彪的说法，引起了共鸣，觉得很有道理，虽然我已经知道他们因为这封信被抓捕。

思想解放运动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命题针对的是“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其实我这一代人在早几年已经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当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我们这些曾经“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捍卫“林副统帅接班人地位”的下乡知识青年发出的第一个疑问就是：“林彪不是毛主席亲自挑选的接班人，亲自树立的副统帅吗？”“不是说毛主席洞察一切吗？”我们痛苦地、不得不作出的结论是：毛主席的话并非句句是真理，他可能犯错误，其实他已经犯了错误。

在这之前，使我真正震动的思想解放是在1976年清明节，天安门广场喊出这样的口号：“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返了……”

只有了解我们这一代人在文革中的思想变化，了解民间对毛泽东的真实想法，才可以解释1978年的思想解放对于广大中国人民来说进行的那么顺利。其实，斗争和阻力只是在上层。

我们需要回到和考察思想解放的原点

改革到底应该怎样搞，思想怎样才算是解放？在对改革和思想解放进行回顾、总结、反思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回到了当时的起点，想想我们的初衷。

在“四人帮”被抓捕，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按道理应该在思想、路线上有一个彻底转变，但在中国，左的思想和习惯非常强大，按照旧思路，最大的敌人是资产阶级，所以当时官方的看法是，既然“四人帮”是坏蛋，那么他们当然就是资产阶级分子，就要按毛泽东的说法，说他们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当中，第一个站出来反对旧意识形态的是叶剑英元帅。他态度鲜明地指出“四人帮”是“封建法西斯分子”，他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说：“林彪、‘四人帮’所以在民主问题上制造混乱，绝不是要反对什么资产阶级民主，而是要剥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践踏党的民主集中制，我们绝不要再上这些封建法西斯分子的当。”他说：“我们解放思想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注意克服封建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列宁说过：不仅要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而且要宣传民主主义思想。我们要破除封建主义所造成的种种迷信，从禁锢中把我们的思想解放出来。”

李维汉向邓小平进言，主张思想战线上要反对封建主义。他说：“封建主义，包括它的思想体系、风俗习惯，在我们国家、我们党里反映相当严重，‘文化大革命’把这个问题暴露得很厉害，因为林彪、‘四人帮’是用封建主义去反对所谓资本主义、所谓走资派、所谓党内资产阶级，采取的方法是封建法西斯专政。现在虽然‘文革’已经过去，但封建遗毒还很深，需要彻底清算，否则，很难保证‘文革’不再发生。”邓小平采纳了李维汉的意见。

这说明当时党内有反封建、反法西斯的共识，但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思想发展没有继续沿着这个方向前进，“反资本主义”往往是意识形态的主流。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时候，当时全国有一种共识，就是要把毛泽东的错误说透，彻底清除文革和之前一切左的错误，但是我们没有在思想解放和批左方面走得更远，于是形成思想上的欠债，一直影响到到现在。有人近年来说：“小平同志说要反左也要反右，但主要应该反左。现在，来反左的任务已经完成了，现在我们思想战线应该是反右。”左的东西在中国永远是有恃无恐的。

思想解放和改革面临新的形势和新的问题

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是在30年前启动的，现在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时的情况是：党内和理论队伍内部要不要改革、开放的问题没有解决，一般认为思想的分野是改革与保守，最高层领导和下层群众是要改革开放的，而许多干部因为因循守旧，怕改革触动既得利益而保守。但从90年代起，公开反对改革的力量和主张不明显了，原因一是改革发展壮大了，二是许多原来不太支持改革的人发现，改革不仅没有损害他们的利益，反而使他们近水楼台先得月，好处大大增加了。放权让利使他们的权力受到的监督和约束少了，由于行政审批制和价格双轨制，寻租活动和权钱交易的机会增多了。他们成了改革的既得利益者。相反，一般群众承受了改革的代价，切身利益受到损害，他们的改革梦想破灭了。现在，再问“要不要改革”已经没有意义，问题变成“要什么样的改革”。

反思改革很有必要，改革过程中的既得利益人群主导的改革与改革的初衷、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并不一致。在反思和总结改革时，我们要不断回到原点，问一问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是全体人民的福祉，还是单纯的经济增量和经济效益？现在，我们需要破除对于GDP和“短期出政绩”的迷信。

我们必须重视“改革的民意基础”这个问题，有人认为，改革开放早已过了开初的舆论动员阶段，是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们策划和操作的事情。固然，以为国家大事要靠人民群众直接参与、策划，脱离了现代国家的治理实际，但是，以为国家大事与人民群众无关，就大错特错了。他们往往没有必要、没有能力像专家、官员那样制定建设和治理的计划、方案，但有必要和能力评价这些计划、方案的优劣利弊，有权利决定它们的取舍。近些年频繁出现的拆迁、征地、收费、建设与环境之间的矛盾、纠纷，充分说明凡是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把他们撇在一边或者侵犯他们的权利和利益是行不通的。

中国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坚持真正的改革、人民的改革。

思想解放要更上一层楼

人类发展的历史经验和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证明，思想解放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定是长期的，一定会有反复和曲折。一个民族要想兴旺发达、有所作为，必须把思想解放当作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不断深化、不断提高。

30的经历表明，思想解放的第一波之后，并没有形成持续的潮流，回潮时有发生，旧的“凡是”没有了，新的“凡是”不断出现。

30年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只是当代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步。用严格的标准衡量，中国人的思想其实还是似解放而未解放。努力和奋斗尚未有穷期，我们不能满足于一次思想解放，也不能停留于当年思想解放的水平。我们需要新突破，在深度和广度扩大思想解放的成果。

如果说以前思想解放产生的效果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那么，下一步思想解放一定应该使得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别开生面。不论是要在现有的基础之上发展，还是要从根本上解决长期积累的诸多弊端，都需要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找到突破口。可以说，目前的形势已经使得任何不导致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解放都算不上是真正意义的思想解放。

今后思想解放的聚焦点或突破点在哪里？人们对此可能见仁见智，但可以肯定，最起码的要求是言论的解放，舆论的解放。因为，所谓思想解放，高的要求是发现新的东西，低的标准则是解除压制而已。放开言路，既是宪法条款保障的，也是落实十七大报告尊重表达权必须做的，它是思想解放最基本的保证。

如果说，30年前的思想解放是自上而下进行，那么以后的思想解放能自下而上或者上下结合就更好。集思广益，能调动更多的积极性，增大凝聚力。

理论是灰暗的，生活之树长青。让我们继续面向现实，放眼世界，以更加勇敢的心态和创新精神解放思想，推动改革开放，跻身于世界文明之列。 ]]> https://ameblo.jp/iam0618/entry-10366740686.html Sat, 17 Oct 2009 11:31:16 +0900
这是关于东亚共同体问题，来自日民主党政权的一次积极、明确、高调的表态，也是对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鸠山首相在若干场合发言的背书。

民主党上台后，在包括中日关系在内的对亚外交的政策走向问题上，被作为“积极因素”广为媒介报道的是鸠山首相立足亚洲，表示将推动东亚共同体，甚至准备打造东亚共同货币的“向前看”姿态。历史地看，这在某种意义上的确意味着日本的“脱美入亚”———对亚洲的复归，说明在全球经济萧条的情况下，即使是传统的同盟关系，也无法阻挡同一地区国家抱团取暖的深层现实需要。但一种客观现实的呈现，往往需要一个过程。短时间内如此浓密而高调地热衷于某种政治理念的“输出”，必有客观之外的原因。而其中之荤荤大者，应该说与鸠山其人的政治理想有关。

我们注意到，鸠山在阐述其共同体构想时，反复提到的一个核心表述是“友爱”，甚至把这种听上去颇抽象的概念作为实现共同体这一宏大愿景的最主要路径（所谓“友爱精神”、“友爱外交”）。如此“听上去很美”的立论，令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人在油然而生亲切感的同时，也本能地感受到了某种乌托邦色彩（这点很可能也是该构想未能迅速获得广泛响应的理由）。对此，鸠山本人也并不否认，其在不久前发表于《纽约时报》的论文中写道：“所有伟大的历史想法都是从乌托邦的梦想开始，以回归现实的方式结束。是否有一个特定的作为乌托邦梦想的想法，变成这样的人的现实依赖：他们相信这个信念并且有能力为之而行动。”

“鸠山版”东亚共同体构想，作为一种政治理想，是否系“乌托邦”另当别论，理论上其来有自则是事实。而要弄清“乌托邦”与否的价值判断妥当与否，也许要先从理论的正本清源入手。

众所周知，工学博士出身的鸠山由纪夫的从政之路，受到祖父、前首相鸠山一郎的莫大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是家族“政治DNA”意义上的，而且在政治哲学上，也颇有因袭：所谓“自由主义的自由，是一种爱；这种爱，是友爱”———鸠山把祖父生前爱用不已的“友爱”，置于自由主义的根部，并以之为原点，来构筑自己的政治哲学。

而鸠山一郎，作为一手开创了后来被称为“1955年体制”的自民党长期执政体制的保守政治重镇，思想上又受到泛欧运动的创始人、被称为“欧盟之父”的奥地利思想家库德诺夫（CountCoudenhove-Kalergi）的相当影响。出生于日本、父亲为奥匈帝国驻日特命全权大使、母亲为日本人的库氏，基于欧战的惨痛历史，痛感自由乃人类尊严的基础，是至高无上的价值。为保障自由，须确立私有财产制度。但保障私产的资本主义产生了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平等”的诉求却导致共产主义思想的产生。而作为既对抗资本主义，又对抗共产主义者，国家社会主义（纳粹）的崛起，令他深感忧虑。他认识到，“若无‘友爱’的相伴，‘自由’会招致无政府状态的混乱，‘平等’则招致暴政。”因为，一味追求平等的极权主义和放任无度的资本主义，结果都导致人的尊严被侵犯，使原本为目的的人本身化为手段。对人来说至关重要的自由与平等，一旦陷入原教旨主义的冲动，则祸患无穷。因此，有必要谋求一种均衡的理念，以期人类的尊严不被冒犯。而库氏找到的一把钥匙，即是“友爱”。1923年，库氏出版《泛欧洲主义》一书，轰动全欧；翌年，成立泛欧会议；不用说，库氏成了纳粹的敌人。1938年，奥地利被纳粹德国吞并后，库氏开始了漫长的逃亡。直至战后1947年，创设欧洲议会同盟（EPU，EuropeanParliamentaryUnion），为欧洲一体化开辟了道路。

鸠山一郎结识库氏后，深受影响。1952年，将库氏反纳粹的力作《与人类为敌的极权国家》（TotalitarianStateagainstMan）翻译成日文，以《自由与人生》为题在日本出版，并于翌年成立同仁团体“友爱青年同志会”（即现在的“日本友爱青年协会”），研究、传播“友爱”理念。而通过某种政治DNA的传承，这也构成了鸠山由纪夫政治哲学的原点。

既然库德诺夫的思想已然为今天欧盟伟大的社会实践所证明，就说明曾几何时被认为是“乌托邦”的社会理论，其本质是“非乌托邦”的，且具有回归现实的潜在可能性———这显然是鸠山其人的理论推演。而相当于象征着法德和解的出发点、后成为欧盟雏形的“欧洲煤钢共同体”（ECSC）的“沙盘模型”者，目前鸠山视线锁定的，则是中日之间的东海：所谓“东海不是纷争之海，让它成为友爱之海”。 ]]> https://ameblo.jp/iam0618/entry-10365428474.html Thu, 15 Oct 2009 17:46:05 +0900 中国国庆的挥霍，对于世界上最富裕的美英都是不堪设想的。对于纽西兰这样一个小国，当如天方夜谭。在纽西兰政府每用一分钱，对民众都要有所交待。纽西兰是一个没有正式国庆的国家，“怀当义日”（Wa itangi Day）算是国庆，但是政府不化一分钱，政府首脑在当年与土著居民签约的地方举行一个仪式，就完成了国家大典。奥克兰作为纽西兰最大的城市，市政大厅墙面剥落，地毯磨损，几十年没有钱维修，而政府提供给贫困家庭的“政府房”却越造越高级，甚至为了不造成地区的差别，刻意在高档地段建造政府住房，多少来自中国的移民，居住在政府提供别墅式的居室之中安享生活。尽管如此，媒体还时不时地批评着政府对民生的缺失。这样的媒体当看到中国政府如此挥霍，民生却如此困苦，如何能不拍案评说？西方媒体的评说，用中共的话来说：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话说对了一部分，它伤害了海内外一部分中国人的感情，这一部分人的荣辱感，是自私自利狭窄的民族主义情感，它缺乏的是对黎民百姓的慈悲与同情。他们不关爱，也不让别人关爱。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所谓的妖魔化不但没有伤害他们的感情，而是得到了一份来自远方的关爱，为他们说出了想说而不敢说的心里话。在国庆大典和中秋之日的北京，一位来自山东的女访民李淑莲在信访局被祼体打死前，她与审讯警察有过一段对话：派出所一警号040582的警察刚听完李淑莲讲他们不让自己穿衣服的事，就不屑的说：“你多大年纪了？没穿衣服有什么？强奸你了没？强奸你了没？”李淑莲一下气哭了，说：“我就是80岁了，也有人权。” 警员说：“人权是外国人创造的，要人权找外国人要去。中国没有人权！”小警察一语道出了中国人权的真相，放弃中国人权所有权，一脚踢到外国人这里的正是中国政府。

西方媒体和西方政府，在中国人看来是没有区别的。但是恰恰相反，西方媒体往往是站在政府的对立面批评政府。这些年来，西方政府从国家利益着想，为了从中国的经济来往中得益，往往对中国的人权问题保持沉默，并不时地对中共政权进行言不由衷的美化，以达到经济上的最大收益。而媒体则不同，它的使命是坚持道义立场，中共的利益引诱对他们基本上起不了作用。虽然中共在收买西方政府的同时，也在收买西方媒体。今年美国一所大学对此有过一份调查，显示中共可以收买媒体老板，但几乎没有可能收买媒体的主持人、编辑、记者。在西方社会从事新闻媒体的人员，都是在社会中富有正义感的人，而且老板也无权因言论观点不同炒掉他们，倒是更有可能老板为此被告上法庭，弄得声名狼藉。所以西方媒体从来都不会买中共的账，也不会买那些被“伤害了感情”的中国人的账。因为他们的立场所在，是那些贫困无助，人权被凌辱的中国人。纽西兰一名华人记者，去年参加了纽西兰电视一台，有关“三聚氰胺”的新闻制作“Bad Milk”，获得了纽西兰最高新闻Qantas奖。就是西方媒体关注中国弱势群体，为中国弱势群体伸张正义之奖。但是不少爱国者对此低语，说她是揭中国的疮疤，给自己戴上桂冠。

中国的爱国者们对于那些亲近美言中国的西方政客，总是给予“中国人民的朋友”的光荣称号。对于批评中国的西方媒体，总是当作敌人，以最恶毒的语言进行诋毁。但是他们不明白的是，那些给予中国溢美之词的政客，则是从来都 没有把中国人当作一个应该和他们的国民享有同样的人权的人看待过，他们看到的只是中国廉价的劳动，廉价的产品，以及把他们的产品推销到中国，他们实际上做了当年帝国主义在中国只有通过武力才能得到的利益。而那此批评中共的西方媒体，则对中国没有任何利益需求。他们把中国人真正当人看，以自己国家的人权标准来为中国民众说话。中国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之语。西方媒体具有的正是这样一种推已及人的人文关怀。 ]]> https://ameblo.jp/iam0618/entry-10359076288.html Wed, 07 Oct 2009 11:53:33 +0900
2000年前后，一个在中国的日本留学生长谷川弘一发的文章被《中国青年报》刊发，许多学者也信以为真，摆阵叫骂。

文章说：“从整体上看支那人是世界上最低劣的种族。我们日本人愿意称你们国家为支那，不愿称它为中国。”4年后，又一名冒充日本留学生的中国人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念了这篇伪文，再次引起轩然大波。至今，这篇文章依然在各网站流传，但是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个所谓的长谷川弘一来自日本哪里，就读于中国哪所大学？长相如何？仅凭一篇从天而降的几百字文章搅得愤青们坐卧不宁多年之久。

“这是一个在日本BBS中人气极旺的帖子”的《大日本帝国兴国圣战计划》，里面耸人听闻地叫嚣：“日本将于2015年灭亡中国！”其实有人在日本网站一一查过，很难发现这篇文章，无从谈起“人气极旺”。有人断言，这种无来源，无日文原文，又完全大陆化的文章，基本上全是伪造的。

还有各种版本的谣言广为流行，"日本人吃婴儿"、"日本人培养出售盆景猫"、“中国女留学生受到日本暴徒强暴殴打”。这些网上谣言往往还有“不用你上战场当炮灰，是中国人就转发!是中国人就顶！”的怂恿和鼓励。

有时候谣言还加进外国元素，所谓远来的和尚会念经，以使其更有可信度。有段话据说来自日本高官：“就算我们不去参拜靖国神社，韩国人都不会买我们的产品，但不管我们怎么参拜靖国神社，中国人都会买我们的产品。”许多人信誓旦旦地抵制日货的动力都来自这段话，这无疑制造着一个天大的谎言。2002年， SONY游戏机PS2在韩国销售60万台。2006年，韩国对日本逆差达到创记录的253亿美元。佳能和 尼康数码单反相机占韩国90%，本田和丰田成为最畅销的进口汽车品牌。

如果说上述谣言证实有些困难的话，那么SK-II的基因损害冤情则有充分理由被中国质量检验机构洗刷了。

几年以来到处散布，“日本利用基因技术改变中国人的基因”， SK-II “含有能损害人体本身基因的剧毒成分”。2006年9月，有关部门从SK-II 化妆品中检出铬和钕，未证实损害健康，仍然导致SK-II停止销售。12月3日,SK-Ⅱ重新销售，一度热炒的有关部门和人士也悻悻而去哑言失声。可是，SK-II巨大的经济损失谁来负责？名誉损失何时能够恢复？不禁让人为遭受不白之冤的SK-Ⅱ鸣不平。

几年前，日本主持人在中国露屁股登上媒体醒目位置。但是许多日本人在中国或在日本被谋财害命，每年日本有接近一半犯罪的外国人是中国人，如此严重的法律事件却很难见住中国报端，可见某些媒体的双重标准难以让人信服。不给民众知情，民众就只可能相信谣言。

正是由于扭曲的仇日情绪蔓延，导致荒谬的猜疑和变色的日本出现。可悲的是，许多对日本的误读来自中国人，其欺骗同胞目的何在？出发点再多好，也有负面性。我们不仅要问，有多少反日谎言还在流行？

如果都陷于对日本的无知，无知者固然无畏，但是只能步入无聊。“我们误读了世界，却还说它欺骗了我们。”泰戈尔当年如是说。同样我们也可以说，“我们误读了日本，却还说它欺骗了我们。”日本固然有它的不足和错误，但是我们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操，似乎不靠谎言也能够支撑。 ]]> https://ameblo.jp/iam0618/entry-10359075424.html Wed, 07 Oct 2009 11:52:05 +0900
然而谢淑丽女士毕竟不是中国人，无论她对中国再怎么了如指掌，她仍然是位美国人。她无法切身感受到一个中国人所需要面对的一切，无法中国人生活的核心拥有切肤之感。从这一方面来说，这算得上是个遗憾，因为象她这样一位广泛接触中国事务且见多识广、头脑清晰的人来说，对中国的一切，无法形成一个最根源最真切的了解，或多或少会影响到她思考和论述中国问题时的方式和方向。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正因她不是一位中国人，令她可以摆脱很多那种被自小灌输甚至与生俱来的观念和立场，站在一个更清晰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一切。因此，这部著作不仅是西方人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亦是中国了解自己国内事务的一面明镜。它可以帮助我们纠正许多视觉盲点，令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自己所处的社会究竟是何等模样。这毫无疑问，就象如果你想要知道自己的家庭情况，最好的办法是咨询一下你的邻居对你们的看法。

在这部著作里，谢女士不仅告诉我们一个她眼中的中国社会和掌控这个社会的政党，究竟是何等面目。更向我们传达出一种观念：在例如美国这样成熟的公民社会里，对待和处理一切社会问题的基础，有赖于取得科学而全面的社会调查数据，只有这些采样数据具备足够的代表性性，才可能为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找出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如果读者诸君对控制论或控制技术有所了解，那么您会恍然大悟：在一个公民社会，对待一切社会问题的基本思路，实际上是一种工程师的思路。

这和我们所惯常的理解的“政治”或者“行政”理念大相径庭。在我们的印象中，所有的社会问题能够得到解决，首先有赖于一位英明的领导，然后有一群尽职尽责“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再有大批常年辛劳不计得失的基层人员……一层层自上而下，充斥或英明果敢，或不辞辛劳，或因公忘私，甚至有舍死忘生与坏人坏事做斗争者。

当然，成年人都明白这些全是政治宣传，不客气地说是在放屁或者忽悠老百姓。一切社会问题的处理过程，都是有权阶层操控和玩弄权柄的过程，这些弄权伎俩从头至尾，都不可能和什么科学分析、数据采样沾边。两相对比，彰显出民主政府和专制政府之间巨大鸿沟，一个是对公民负责任的，兢兢业业力图找出最佳解决方案的；另一个以百姓为刍狗的，飞扬跋扈且贪婪的。民主政府通过赢得人民的选票上台，而专制政府则依靠暴力和谎言维持其统治。选举真正的威力，并非人民拥有无比清晰的眼光，能从众多候选人中挑选出那些最佳人选。其威力在于任何人想要涉足国家或者地方行政和立法事务，都必须依赖于人民的选票。人民不仅可以把他选上台，更可以把他选下台。当他当选之后，若不兢兢业业地工作以取得令选民满意度成效，将被选民的选票轰下台去。

一个民权被剥夺的国家，不可能成为超级大国。阿德雷·萨哈罗夫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曾经断言：苏联将永远不可能与美国相提并论。因为苏联社会压制个人自由，需要的只是对长官俯首帖耳的奴才，而不需要真正充满创造力的人士；不仅如此，具有创造力的人物对其还是一个威胁，因为其创造力往往导致其对现行社会规则的质疑，从而动摇苏共的统治权威。而美国社会保障个人自由，人们可以轻松地进行各种创新和探索并免于恐惧。因此，美国社会将永远欣欣向荣，而苏联将一天胜似一天地死气沉沉，然后终结。

萨哈罗夫所指出的不过是个基本常识，几十年后，这个常识应验了。在很多人都心目中，或者是说，在一个更全面更准确的定义中，真正的超级大国，不仅仅拥有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和强大的国际影响力，这些都只是其表面；它更应该首先是一个人权得到有力保障，文化繁荣，思想自由开放的国家；全世界的每一个人，如果抛开自己独特的宗教和文化传统，不考虑其故土情结，都会深深地向往生活在那个国家里。苏联拥有可以和美国抗衡的核武库和常备军，生产着完全不亚于美国的战略物资，但世界上却极少有外国人心甘情愿地自愿想到苏联去定居。控制苏联的官僚机制自身僵死而又怀着深深的敌意对待自己的人民，最终这个大家伙完蛋了，当它完蛋的时候老百姓们弹冠相庆。

如果苏联和超级大国的距离是从东半球到西半球的话，那么中国的距离则是从地球到火星。谢淑丽女士称中国为“脆弱的超级大国”，谢女士拥有多年的外交官生涯，是以使用了一种类似外交辞令的委婉说法。假如中国真与“超级大国”这一名词沾边的话，那么过去六十年来，这个国家充其量是一个噩梦的超级大国。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和世界上最严密的专制体系，这二者结合，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噩梦制造厂，这是个非常浅显的常识。而数十年来，当权的共产党当局一直宣称要将中国变成一个超级大国。假如这个超级大国之梦实现的话，那么对于十数亿中国大众而言，将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噩梦。

萨哈罗夫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时便指出，对任何专制当局的支持，令其强大的举措，都是对其治下广大民众的犯罪。一个专制之下的国家，国家的强大与民众的幸福无关，因为专制政权总要想方设法垄断国家资源，将其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以维系其统治。也就是说，在专制制度之下，民众无法分享到因国家强大而带来的利益，这些利益全都被专制集团侵吞，然后用来应付民众潜在的反抗。一个强大的专制国家，仅仅意味着专制政权的强大而非人民的强大。在中国，经济越是发展，恩格尔系数就越大，如今的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贫富差距最为悬殊的国家。这对共产党当局多年来所鼓吹的消灭剥削与不平等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响亮的耳光。而对于专制本质而言，这样的结局只不过是共产党专制天性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三十年来，共产党当局以恶性环境破坏和过度消耗资源为代价维持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财富迅速流入掌权者及与他们相勾结的商人腰包，普通民众并未从中获得真正益处。对普通民众而言，经济发展更多地带来了对他们人权的侵犯并令他们的生存环境的恶化。据世界银行统计，1994年至2004年十年间，中国的GDP总量增长了近150%，然而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之后，中国的工资水平非但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从中获益的，是一个更加庞大而贪婪的既得利益阶层，以及天文数字一般的政府财政开支，2005年，中国政府的财政已经占据了GDP的六分之一。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利益，要么被既得利益阶层分赃，要么被当权势力抽走用于对国民实行更加现代化的控制。另一个方面，这十年间，底层民众的抗议活动却逐年增涨，愈演愈烈，表明本就令人极度悲观的人权状况仍在进一步恶化。反观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俄罗斯，十年来俄罗斯的GDP总量增长了约70%，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之后，其民众的工资水平却增长了100%。在俄罗斯这样一个拥有自由选举的社会，如果官员试图对经济发展的成果分赃，将导致他们地位变得岌岌可危，自由的新闻媒体、免于恐惧的反对派和国家化的军队的存在，令他们不敢轻举妄动；不仅如此，他们还必须满足选民的意愿，使选民获利以赢得他们的支持。

在专制国家，民众的幸福与国家的发展和强大无关；而在民主国家，这二者却紧密相连。不同于民主国家的当政者们依赖于民众的选票，专制国家的强大，其发展动力来源于专制者需要掌握更大的力量来控制其治下民众。国家发展所带来的利益掌握在他们手中，当他们面临究竟是用这些利益来改善其治下民众的生活水平，或是用其来对民众实现更高效严密的控制时，他们一定选择后者。因此一个强大的专制国家，对其民众而言并非福祉，实乃祸端。因为对他们而言，国家的强大意味着他们将生活在统治者更加强大有效的控制之中，而自己的生存质量的提高却难以指望。

或者，我们姑且承认多年的经济增长对于当今民众而言是否真的存在积极意义，仍值得进行更全面深入的讨论的话。但我们仍然可以断言，这种增长对于我们的子孙后代，肯定不会是一种福祉。因不受任何民权的约束，一个彻底腐败、低能且残酷的官僚阶层，及围绕他们获利的商人，控制着经济增长的所有方面，包括它的起因、方式和成果。而这些人却毋需对这种增长所需要付出的代价负任何责任。环境的逐年恶化；社会不平等加剧；钱权交易成为社会的潜规则导致国民整体道德水平急剧败坏。所有这些恶性代价，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将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带来毁灭性的重创。这是一个依靠官僚机制自身永远也无法解决的噩梦，越是沉迷于这个噩梦中，当这个噩梦醒来时所受到的创伤就越是深重。每一位对这个国家怀有良好愿望的人，都应该以清醒的头脑看到这个噩梦的未来，并为民权在这个国家的壮大而努力。

因此，假如中国成为一个苏联式的超级大国，那对广大中国民众而言，不过是意味着他们将继续在专制之下承受煎熬。在一个专制社会之下，人民幸福或不幸的程度，取决于专制者的统治强度及人民自身热爱自由的程度。在毛泽东时代，人民是极度不幸的。如今，我们的生活正渐渐远离毛时代的阴影，缓慢并逐步走向开放。其根源并非中国近三十年来的经济发展，而是后世的统治者们，乃至整个统治阶层，都在逐步丧失其权威。试想，假如毛泽东拥有与当今中国社会同等的物质资源，那必将是一个比红中国前三十年更加暗无天日的世道。在专制之下，民族主义的富强之梦，只不过是在给专制体制充电，维持其统治生命，为虎作张，剥夺人民的自由权利。真正的国富民强，只有在一个政府的权力依赖于人民选票的社会的基础之上，才可能得以实现。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官僚集团，不仅绝对人数世界第一，人均所需奉养的官僚亦是如此。是以中国这一“超级大国”，也可以说是一个官僚的超级大国。谢淑丽女士在她的著作中对这一官僚集团进行了详细分析。谢女士因外交官身份，常年与这个官僚集团及附庸于其的文人、技术人员、军情人员打交道，她对这一集团的了解，远远超出一般中国人。并且，她有足够多的机会看到这个官僚集团的另一面，即它面对“洋大人”时的脸嘴。这是中国人难以获得甚至是无法获得的视角。这部著作向人们提供了两个角度来了解这一几乎控制着中国社会一切都官僚集团，第一个是“洋大人”的视角，第二个是谢女士刻意打造的官僚集团高层自身的视角。

但谢女士毕竟不是专制之下成长起来的人，她似乎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官僚集团的行为逻辑。这个集团行为的第一要旨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她在书中似乎过度高估了民意对官僚集团的影响。近十年来，中国的确发生了一些因互联网民意改变当局和地方当局政策走向的案例。但这些案例并不能表明专制当局真正重视民意。不同于民主制度下的官员们需要依赖选民，在专制集团内，任何一个个体，他的所作所为都不是为了向人民表明什么，而是为了向他的上司、同僚、下属表明什么。对专制集团内的官僚们而言，他们能在官僚体系内占据一席之地，需要一个盘根错节的关系网，除了那些后台铁硬者之外，这个关系网的出现一个细微的不平衡，都有可能导致乌纱不保或者利益受损。他们的利益、政治安全甚至身家安全最大且最主要的威胁，不是来源于民众，而来源于他们身边的其他官僚。其他人会抓住他犯下的每一个错误，在他防不胜防的时候对其发起攻击，试图取而代之，或者在切利益分赃蛋糕时挤压他的份额。民众的意愿，往往成为政敌们相互攻击的武器，尤其那些极端的，具有煽动性的意向，哪怕仅仅是一些在极少数人中传播的流言蜚语，都有可能成为这种武器。

谢女士所着力描写的，那种在中国社会，民意正在改变官员政策的迹象，并非官员们真的需要眷顾民意。所有这一切，不过是官场上以民意为幌子的相互倾轧而已。而这些倾轧，在官场上各种勾心斗角的内部纷争里，只不过是沧海一粟。作为关心中国现状及未来的读者诸君，对此应该有比谢淑丽女士更清晰的认识，不至于产生错误判断。

另外，谢淑丽女士似乎是以过分积极的眼光，来看待中共当局对经济发展的热衷。她认定中共之所以热衷于经济发展，是因为担心无法创造大量就业机会而动摇他们的政权。当然，在这个以惨重的环境和资源代价为基础的狂热经济潮流里，谢女士的观点具有非常深刻的价值，但这并非造成经济狂热的根本原因，至少不是全部原因。

数十年持久不衰的经济狂热，尤其纷繁复杂的原因。译者认为，除了谢女士所着力阐述的原因之外，至少还有两大同等重要的原因。

原因之一，我们可以回溯到之前提及的官僚机制的本质。因为毋需依赖于人民，这个官僚们所做出的一切政绩，不是为了对选民有一个交代，而是要做给他们的上司、同僚和下属看。他们毋需赢得人民的支持，而仅仅需要官僚集团本身的支持。譬如一名地方官，热衷于当地的经济发展，可以给他提供两个显而易见的好处。第一，作为一名地方官，当地任何一个经济项目，都是他本人从中进行钱权交易的绝佳机会。专制体制令官员无需面临反对派的挑战、议会的制衡和公众及新闻舆论的监督，一个不受限制的权力，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钱权交易。因此，官僚们热衷于不停地推进一个接一个的经济项目，造成整体经济狂热增长。第二，只有经济发展才能将利益分赃蛋糕做大。一个更大的利益分赃蛋糕，对这位官僚的同僚、上司和属下来说，都是一件好事。这样一来，他便能够为他周围的其他官僚也创造出分赃的机会，他在官僚集团内会赢得更多的支持，从而使自己的仕途更加稳固顺利。基于以上两点，对于一名专制体制之下的官员，热衷于经济不仅是他个人及家族进行腐败的绝佳途径，亦是其推动政治升迁的绝佳政绩。

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崩溃的同时，新的统治者不再具有毛泽东式的绝对权威。在毛时代，中国人的一切社会生活围绕政治斗争旋转。毛泽东呼风唤雨，指引着全社会去斗争一个又一个，一群又一群他所指定的阶级敌人。上至他钦定的接班人，下至最清贫、最与世无争的出家人。如果不对这种社会生活模式进行改变，以政治斗争为中心的社会生活模式，终有一天要把政治斗争的矛头指向不再具有高度权威的统治者甚至整个统治阶层。因此，自邓小平开始，中共自上而下开始改变中国社会的生活模式，由围绕政治展开转向围绕经济展开，从而有效避免了自身成为政治斗争牺牲品的可能。在个人权威丧失的前提下，统治阶层只有通过掌制更多的社会资源，才能有效地控制其治下民众。因此，必须使经济发展，使他们的统治得以维系。红中国的最近三十年，随着统治者权威一蟹不如一蟹，政治也一代代被淡化。其中隐含着一个颠簸不破的真理：专制者的力量越弱，人民的不幸就越轻。

尽管存在一些可以进一步深思之处，我们仍要感谢谢淑丽女士，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审视中国社会难得的绝佳视角。这个依靠一个因不受限制而腐败、低能且残酷的官僚机制控制的脆弱超级大国，也必将给因官僚机制自身的吃屎狗本性，为自己的归天做上一场黄粱美梦。 ]]> https://ameblo.jp/iam0618/entry-10343896590.html Wed, 16 Sep 2009 18:17:23 +0900
　　(大英博物馆。马克思一边看书，一边用脚在地上蹭著。　)

　　十九世纪中叶，当资本主义所召唤出来的大工业正在欧洲方兴未艾之际，一个
犹太人已经在大英博物馆里解剖它的密秘，宣告它的死刑了。　

　　这位伟大的导师是很谨慎的。他只对未来勾划了一个蓝图。他设想共产主义社
会，应当是生产力高度发展，财富充份涌流，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劳动的消耗
不再构成商品的价值，因此商品货币关系将推出历史的舞台。　

　　一九一七年，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一声炮响，便似乎宣告马克思构想的这个未来
社会已经在俄国出现。　然而，当时俄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农业产值在国民
总产值中高达百分之五十七点九，工业产值只有美国的百分之七。于是，在十月革
命前，普列汉诺夫就同列宁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这位被称为"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的普列汉诺夫，坚持马克思关于历史不能跳
越其必要发展阶段的思想，不主张过早夺取政权，认为对社会主义的急于求成，会
使经济遭到最惨重的失败。普列汉诺夫的怀疑，虽然被十月革命的胜利打得粉碎，
然而，他向列宁的挑战，却并没有被历史所淹没。经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能
不能跳越商品经济发展阶段而获得成功，这个普列汉诺夫划出的巨大问号，半个多
世纪以来，始终缠绕著社会主义阵营。　

　　铁腕的斯大林，在三十年代靠著剥夺农民和压低社会消费水平，强行高积累，
竟使苏联工业获得了令全世界瞠目结舌的飞速增长。反对他这种作法的布哈林，则
被当作“人民公敌”而枪决。但是，斯大林模式也让苏联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以致
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就吹响的改革的号角。

　　这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这一天，终于把中国也
推进了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大潮之中。这个带著满身伤痕刚刚从动乱中爬起来的国家，
这个还带著几千年传统包袱的民族，在改革中将要解决的难题，比苏联和东欧各国
都要复杂的多，艰难的多。十年前，当我们终于打开封闭的篱墙重新回到世界上来
的时候，在穷过渡的贫困和文化专制的寂寞中生活了很久的中国人，是多么惊讶地
发现：资本主义的西方和日本竟是那样的发达，人们竟生活得那样富裕！

　　或者正是这个强刺激，让我们有拣起了一个已经淡望了多年的老话题：意味著
巨大财富的工业文明，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呢？

　　雄汉盛唐的光景不必去说它了，但即时到了一千多年前文弱的赵宋王朝，中国
的经济特别是城市商业，也还是世界上最繁荣的。当北宋汴梁和南宋临安已经是百
万人口的大都市的时候，欧洲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城市充其量也超不过十万人，难怪
威尼斯的商人马可波罗到了中国，竟会乐而忘返。

　　然而，让马可波罗如此惊讶和羡慕的中国文明，此时已经在衰退之中了；历史
偏偏更衷情于他那远在地中海海岸的故乡，那个刚刚从一个捕鱼晒盐的小村落发展
起来的威尼斯。这是一个没有农业的国家，它甚至算不上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没
有领域的城市，一个商人共和国。它的政府就是一个股份公司，首领就是总经理，
参议院就是董事会，所有威尼斯人都是股票所有者。于是，它成为资本主义文明最
早的发源地。

　　当明朝实行闭关锁国，太平洋西岸一片寂寞的时候，从地中海沿岸孕育起来的
世界商业大革命，正向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移动。欧洲逐渐由中世纪的蒙昧野
蛮，走向世界中心舞台。海洋文明在这天赐良机的历史关头，毫不迟疑地发挥出它
那开拓，扩张的内在活力和文明优势。

　　(东印度公司的鸦片船。虎门硝烟。荒芜的大沽炮台。)

　　世界既然已经变成一个统一的市场，中国就逃脱不了卷入世界商品流通范围的
命运了。工业先进的西方是决不肯放过如此巨大的一个商品倾销地，投资场所和原
料产地的。因此，在十五世纪末地理大发现以前，中西方的冲突还没有发生的时候，
中国已经失去了一次发展资本主义的千载良机。资本主义就再也无法从中国内部产
生，而是从海外来欺负中国了。

　　自古以来中国经济就具有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其中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能
够养育众多而周密的人口。一八零零年，当西方到处掠夺海外殖民地的时候，中国
这块土地正养育著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有的学者并不认为中国文明没有产生工业
化就是一种失败的文明。他们很欣赏这种农业文明的低水平的田园牧歌情调。

　　贫瘠的黄土高原。破烂的窑洞。呆滞菜色的脸。

　　然而问题在于，这种文明是怎样养活著中国人的。直到一九八零年，在距离兰
州市仅四十公里的一个公社里，人均口粮只有四十到一百斤，三分之二的农民，家
中土坑上没有坑席，平均三个人才拥有一床烂棉絮；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冬天没有
棉衣。

　　一位□北的老农告诉我们，去年由于乾旱而小麦减产，青黄不接的时候他们只
能靠土豆度日。一辈子过著这样的穷日子，他竟还生了三个儿子四个女儿，如今已
经有了十几个孙子和外孙。

　　由于人口的与日俱增，更由于人是世间第一宝贵的，人多力量大等等显然不明
智的说法，使稀缺的土地变得愈加珍贵，使多重资源变得更加紧缺。相形之下，壮
健的筋肉多于贫瘠的土地，嗷嗷待哺的生命反而变得轻贱。时至今日，人口负担成
为中国一切难题中的最大难题。它造成的恶果，不知道要让多少代中国人去咀嚼？

　　在广大的落后农村，中国农民素质中普遍存在著创业冲动微弱，风险承受能力
很低，依赖思想和听天由命观念浓厚等等问题。难怪有的学者感叹道：面对这样的
人的素质，不要说政策上还有诸多限制，就是大经济学家凯恩斯活转过来，又能奈
之若何？不是资源的匮乏，不是产值的高低，也不是速度的快慢。人的素质差，才
是所谓落后概念的本质。而人口素质的下降，恰恰又是由于人口数量的猛增造成的。
这真是一种恶性循环的农业文明。我们还有甚么理由要赞赏它和迷恋它呢？

　　这种并不美妙的田园牧歌情调，有时还会爆发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热昏病。在那
颠狂的大跃进年代，“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神话，把北方的小麦吹到亩产
七千多斤，把南方的水稻吹到亩产五万多斤，上至写过“实践论”的伟大领袖，下
至科学家和一向讲究实际的中国农民，居然都相信这种神话。在960万平方公里的
土地上，也居然家家都砸了锅，关了门，几亿人都到公社食堂吃大锅饭，似乎共产
主义就这样到来了。这个从经济“乌托邦”走向政治危机，最终导致社会大动乱的
历史悲剧，难道不正是一种农业文明的必然结局吗？

　　睁开眼睛看看我们民族在这个星球上的处境吧！世界银行的年度报告显示出来
这样一些数字：中国人均国民生长总值，在一百二十八个国家中，总是徘徊在倒数
第二十位前后，同索马里，坦桑尼亚这些非洲穷国作伴。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增长率，出口商品结构，教育卫生投资，还不及亚洲四小龙。一九六零年的时候，
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和日本相当，到一九八五年只占日本的五分之一，美国的国民生
产总值在一九六零年是超过中国四六零零亿美元，到一九八五年竟超出了三六八零
零亿美元！

　　我们总以为我们还在长进，殊不知人家的长进比我们快得多！这种差距如果按
现在的比率发展下去，有人作了一个可怕的比喻：再过五，六十年，中国将重现鸦
片战争时的状况－－外国人拥有洋枪洋炮，中国人只有大刀长矛。难怪有人要大生
疾呼：弄不好，中国将被开除球籍！

　　这片浩瀚的西太平洋，近几百年来曾不断地给我们这个大陆送来耻辱和苦难，
而今天，它那波诡云谲的洋面上，却仿佛涌动著强烈吸引我们的巨大财富。日本正
在向美国和亚洲四小龙提出调整经济结构的建议。西太平洋正在成为世界经济的新
舞台。命运正在把又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赐予我们。沉默了几百年的沿海地区，这
条中国人的黄金海岸，带著久被压抑的饥渴，率先冲向太平洋。

　　中国人此刻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急于走进世界市场。但是，这个民族毕竟被
封锁的太久了，它对于商品经济的海洋，是那样的陌生；而它参与国际间竞争的实
力，又是那样的单薄。世界产业结构大调整的时机，也许是转瞬即逝的，我们已经
来迟了，并且准备得也是那样匆忙和不成熟。

　　我们今天终于懂得了要去搞外向型经济，可我们拥有的唯一的优势，只剩下廉
价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密集型的低技术加工产业，是难以构成持久的竞争势头的。

　　今天我们也终于懂得了要去参加“国际大循环”，可是我们在盯著人家的市场
的时候，却又捂著自己的市场，总担心肥水外流，似乎忘记了人家肯来投资，无非
也是看中了我们的市场。要让中国走进世界，同时就要让世界走进中国，否则，我
们将再一次坐失良机！

　　如今，发展中国家都一门心思想去赚发达国家的钱，但是，当他们还不具备一
个像样的国内市场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经济常常是畸形的。

　　北京一个公共汽车司机的月收入大约是一百五十元，而一个出租汽车司机的月
收入可以高出五，六倍甚至十几倍；在一家著名的肿瘤医院里，任何一位医生的收
入，都超不过门口卖烤白薯的老太太。“开脑颅的不如剃脑袋的”，“弹钢琴的不
如搬钢琴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收入倒挂，“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人“后天下
之富而富”，这一切不公平的根源，乃是社会缺少机会平等的竞争机制，缺少一个
共同的度量衡－－市场。只有发育健康的市场，才能把机会，平等，竞争这三者挂
起勾来，而这，恰恰是我们这个个具有最古老的文明的民族是最不熟悉的东西。

　　当竞争没有以机会平等为前提的时候，看起来是符合商品经济规律的价格开放，
反而会造成经济活动的紊乱和失调；旧体制与新体制的摩擦，也抵消著双方的积极
因素；官僚主义，封建主义和以权谋私种种弊端，反而仿佛找到了一个共同的度量
衡，统统通过物价反映到社会上来。在一个平均主义传统深厚的国度里，物价的失
控，有必然导致人民情绪的恐慌，甚至发生社会震荡。倘若我们因此而失去了大多
数人对经济改革的支持，中国将重新陷入停滞。八百年前的王安石，九十年前的谭
嗣同，他们的遗恨是多么深重呵！

　　（演播室。学者谈经济改革）

　　厉以宁（北京大学教授）：我曾经说过，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
的失败，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必须取决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所有制改革要解决
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我们头脑中的公有制，是一个传统的公有制，要由传统的公有
制改变为新的公有制。商品经济是一个自然发育过程。它形成市场后，国家所调节
的市场就是一个完善的市场，这样的话，所有制改革和市场的发展是结合在一起的，
黄河流域的经济就有希望。

　　一个曾经创造了人类最成熟最灿烂的农业文明的伟大民族，一个恰恰因为这种
农业文明过于烂熟而显得步履维艰的古老民族，当它站在工业文明的门槛上时，有
时竟会显得像孩子一样幼稚，慌乱和不知所措。但这不要紧，只要终于迈到了这个
门槛上，下决心迈进去，这个民族就能重获青春！
第五集　忧患

　　大自然中人类面前忽然变得陌生起来！

　　从加利福尼亚的暴风雪到孟加拉平原的大洪水，从席卷地中海沿岸的高温热流
的持续多年不肯缓解的非洲高原大面积乾旱，地球仿佛中发痢疾似地颤抖，人类竟
然也像倒退了一万年似的束手无策。

　　"厄尔尼诺现象"，这个挺新鲜的名词，像幽灵一样在世界徘徊。

　　人类社会在它的缔造者面前，也变得光怪陆离，越来越难以驾驭了。　

　　马克思早已预言的资本主义丧钟，迟迟没有敲响。　神化般发迹了二百年的西
方工业文明，虽然已经显露出种种病态，却还在困境中不断调整和更新。本世纪初
以来从帝国主义薄弱链条中相继突破出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今又相继开始大规模
实行社会改革。　美苏裁军，海湾战火，拉美和非洲的不断政变，东亚的民主风潮
，蔓延在富蔗的欧洲的恐怖活动，艾滋病的猖獗。　。　。　这一切，把我们的这
个星球搅得乱麻一团。　

　　自然和社会，这两个人类文明藉以依托的基础，为什么都如此充满著忧患？这
两种忧患之间，难道也有某种联系吗？

　　东北辽河流域发生特大洪水，当地军民奋力抗洪抢险。　

　　长江洪峰终于安然渡过荆江大堤，葛洲坝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整个华中地区稍
微喘了口气。　然而，不动声色的黄河也充满了危机。预计黄河将有大洪水，千里
大堤和整个华北大平原猛然又蹦紧了所有的神经。　。　。　

　　对中国人来说，哪里的洪水也没有黄河发大水可怕。　早在"诗经"的时代，中
国人就发出这样的叹息：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在整个文明史上，黄河始终是“中
国的忧患"。　

　　而今，中国人还有一个更深沉的叹息：为甚么我们的封建时代如此漫长，漫长
得犹如那永无休止的黄河洪水？这是一个更大的恶梦。它从骊山那座大坟墓里不断
弥散出来，充满著两千年的历史空间。近百年来，多少次想把它彻底葬送进坟墓里
去，可它却始终死而不僵。历史在古老的磨道里辗得那样缓慢，沉重。黄河在它那
淤满泥沙的河道里淌得也是那么缓慢，沉重。　

　　洪水还会再来吗？

　　动乱永远过去了吗？

　　我们在问黄河，也在问历史。　

　　我们不知道古时候的黄河是个甚么样子。　此刻展现在你面前的黄河，不正是
浊浪滚滚，像一条狂暴的巨龙吗？这是黄河在内蒙古托克托河口镇，受到吕粱山的
阻挡后，突然掉头南下，愤怒地辟开黄土高原，夺路而走，从此便在那狭窄深邃的
晋□峡谷里，变得暴戾无常了。　看它现她在这副模样，你还能想象得出，它在约
古宗列盆地的那种晶莹澄澈的模样吗？你还能看得出，它在九曲河套里那种柔顺，
舒展，娴静的一丝风韵吗？

　　清水变成了浊浪，静静的流淌变成了怒不可遏的挣扎，孕育变成了肆虐，母亲
变成了暴君。　从有文字记载开始，黄河的第一次泛滥，发生在公元前六零二年的
周定王五年，从那是一直到一九三八年国民党扒花园口，两千五百四十年间，黄河
共计溃决了一千五百九十次，大改道二十六次，平均三年就有两次决口，一百年就
有一次大改道，世界江河之中，黄河大概是最暴虐的一条河。

　　几千年的周期性泛滥，使华北平原面目全非，湖泊淤平，城池丘陵沉沦，生灵
涂炭。当年齐桓公大会诸侯的葵丘安在？“水□”所写的八百里蓼儿□，也就是几
千年来古人长与洞庭湖比美的那个巨野泽又在哪里？而那时世界最繁华的百万人口
的大都市东京汴梁，如今也淹没在十米黄土之下，更不用说各朝代又有多少人民性
命财产都付之东流。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或民族，会像中国经受这样的周期性毁灭呢？

　　更可怕的是，这种周期性毁灭，在中国不仅仅是个自然现象，而且还是一种社
会历史现象。以大的时间尺度来衡量，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从建立，发展趋于
鼎盛，渐渐显露出危机，暴发动乱，直到崩溃，每隔两三百年就会发生一次激烈的
大动荡。旧王朝覆灭了，新王朝代之而起，也明显地是一种时间上的周期性，所谓”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似乎像黄河泛滥一样永无休止。

　　周期性的大动乱，总是一次又一次把生产力的积累无情地摧毁掉。往往越是经
济发达，繁荣富庶的地区，破坏得越厉害。中原本是中国最早的经济开发地区，随
末动乱之后，那里却是”人烟断绝，鸡犬不闻“。中古时代的膏粱之地开封，盛唐
时是小城镇，北宋时成为世界性大都市，到元末乱世又倒退为小城镇，似乎六百年
一个大轮回。

　　相传在皇帝时代就发明了的指南车，至少东汉张衡也发明过，但后来马钧，祖
冲之这些大科学家又一次地重新发明它。古代科学发明在乱世中一再失传，让能工
巧匠一代代耗尽精力。　利玛窦从西方带来十五卷本”几何原本“，同徐光启合译
了前六卷，明朝一亡，翻译中断了整整两百年，可就在这两百年间，徐光启的译本
传到日本，推动了那里的科学发展。中国文明的新因素幼苗，就这样不断地在周期
性大动乱中夭折。

　　其实，可怕的社会动乱，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是并不遥远也并不陌生的。文
革动乱离今天虽然已经有十一年的岁月洗刷，它的巨创却仍然留在人们的心头。然
而，善良的人们是否认真想过，那场动乱的爆发，为什么离解放前的动乱只隔了短
短的十几年？这是否意味著古代那种周期性的社会震荡还在延续？

　　中国人民希望永远不再有动乱，这就如同希望黄河永远不再泛滥一样。可是，
洪水是无法预测的。自从一九七五年淮河支流在河南南部暴发大洪水之后，黄河水
利委员会就发出警告：在今后的某一天，黄河可能还会发生万年一遇的大洪水，一
旦发生，黄河无论向北还是向南溃决，都会造成损失数百亿元的毁灭性灾难，都将
给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带来巨大的威胁。

　　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我们头上，我们却不知道它甚么时候会落下来。

　　黄河就是这样一条难以捉摸的怪河。它最特殊之处就在于它那可怕的泥沙，所
谓”黄河斗水，泥居其七”，这在世界江河中是绝无仅有的。把它每年从黄土高原
上冲刷下来的十六亿吨泥沙，堆成一米见方的大堤，可以绕赤道二十七圈。几千年
流淌下来，黄河就把一个千沟万壑，支离破碎的贫瘠高原抛在上面，又把一个洪水
肆虐，朝不保夕的灾难平原扔在下面。它把这两个沉重的包袱留给中国人，只顾自
己流到海里去了。难怪有人形容说，黄河造成的水土流失，真正是中华民族的动脉
大出血。

　　（毛泽东坐在邙山头上眺望黄河。）

　　当这位中国当代最伟大的人物面对这条大河的时候，他会想些什么呢？据说，
他当时十分忧虑地问道：黄河涨上天怎么办？雄才大略的毛泽东一生说过许多气吞
山河的话，却唯独对黄河说得很少，很谨慎。他年过七十的时候，还想徙步策马去
探黄河源头。他说：人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我是到了黄河也不死心。

　　多少世纪以来，把黄河变清一直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宿愿。它像一个永不泯灭的
梦。新中国曾经把这个梦全部寄托在三门峡大坝上。一九五五年国务院副总理邓子
恢在怀仁堂向全国人大代表们宣布：在三门峡水库完成以后，我们在座的各位代表
和全国人民，就可以在黄河下游看到几千年来人民说梦想的这一天－－看到”黄河
清“！在三十二年前的那个庄严时刻，中国人确乎是相信一句古老谚语的：”圣人
出，黄河清”。。。

　　然而黄河没有变清。滚滚泥沙淤死了三门峡大坝，回水倒灌泾渭河，淹了富庶
的八百里秦川。千古民族宿愿，又一次在混沌的黄水里化为泡影。

　　三门峡的失利，常常会叫人联想起大禹的父亲鲧的悲剧故事。在那洪水滔天的
时代，鲧出来领导人们治水，但他却采用了堵的办法，治水失败，他被杀死后抛尸
荒野，尸体三年不腐，人们剖开他的肚子，禹便出生了。禹吸取了父亲的教训，改
用疏导的办法，劈山开河，终于治服了洪水，从此明垂青史。

　　黄河从大禹脚下流到我们这里，仿佛只打了一个盹儿，而人世间已阅尽数千年。
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同黄河泛滥进行了数不清的搏斗。搏斗的结果是，我们终于靠
著两条大堤，把黄河挟持起来，连洪水带泥沙一块送进大海。人们常常惊叹祖先建
造万里长城和大运河的伟大，殊不知道这千里长堤也是一个伟大的奇迹。长城之剩
下了观赏的价值，运河也早以被截断，惟有这黄河大堤，至今同我们休戚相关，因
此有人称它为”水上长城“。

　　日久天长的泥沙堆积，不断涨高河床，不断溃堤改道，而我们的祖先又不断
把它重新约束到大堤之中，这中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较量，便成为中国人对付黄
河的位唯一手段。

　　今天的黄河大堤，修筑于光绪初年，仅仅二十几年就又变成了地上河。河床平
均每年抬高二□米，有的河段平均每年要抬高二十二□米。解放以来，我们已经三
次加高加宽大堤，它保证了将近四十年的安澜无事，在近代黄河史上几乎成为奇迹。
但是，这毕竟同我们祖先一样，没能摆脱那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被动局面。看看
今天悬河两岸，城市，铁路，油田，乡村，无数的设施，无数的生灵，不都处在随
时可能发生灭顶之灾的威胁之下吗？

　　我们将怎样抵御未来的洪水？黄河的出路在哪里？四十年的安澜无事，给中国
人铸成了一种麻痹心理，人们仿佛快要把它那狰狞的面孔遗忘了，这种心态，也许
就像大兴安岭忽然烧起大火来，人们才想起，噢，那里原来有一片森林。

　　但学者专家们却忘不了可怕的黄河，哪怕黄河不动声色，默默无言。他们有的
忧虑，有的乐观，有的怀疑，治黄大计始终众说纷纭。的确，黄河是一门非常复杂
的大学问。黄河的治理是世界水利学上最大的难题。它是我们从祖先那里无可选择
地接收下来的历史遗产，它又是我们必须说子孙万代做出合理筹划的艰难抉择。历
史和未来在今天撕裂著我们。

　　哺育我们的黄河，必然同时要祸害我们。有一得必有一失，这就如同人类向大
自然索取了什么，大自然就要向人类报复些什么。这个听起来颇为荒诞的法则，其
实也通行在中国的社会历史之中。

　　那挟持著滚滚黄河的千里大堤，不正是我们大一统的社会结构的一个绝妙象征
吗？

　　如果我们再去翻一下中世纪的世界地图，就会发想，破裂的欧洲本土，众国林
立，就像一条”杂乱拼缝的坐褥“。日本和印度也是一片分疆裂土。唯独在东方的
中国，有一块辽阔而统一的大版图，虽然时不时要破碎一下，但很快又板结起来，
相比之下，欧洲的查理曼帝国，阿拉伯的穆斯林帝国，乃至成吉思汉的蒙古大帝国，
都不过是慢慢长夜中的一道闪电。

　　是一种什么样的强大力量，能把这么大的国家牢牢凝聚了两千多年？这个“大
一统”之谜，使中外学者在惊愕中绞尽脑汁。马克思曾经把建立在封建自然经济之
上的社会结构，形像地比喻为"一袋马~铃薯",虽然装在一个口袋里，却是彼此分离
的。在古代中国，小农像夏夜的星空，密密麻麻，一盘散沙。具有社会联络功能而
又信仰统一的儒家知识分子，把分散的小农有效地组织成社会。
　
　　这种独特的社会结构，曾经在中国造就了高度繁荣。虽然，就在这大一统的奇
迹里，在一种烂熟文明的灿烂外表之下，在一种绝对供奉皇帝，圣人，老人，祖宗
牌位的缭饶紫烟之中，这个社会结构的内囊里却悄悄地腐烂著，这种情形，非常像
那黄河大堤正在被蝼蚁和田鼠悄悄蛀空一样。儒家组成的官僚队伍，有一种不可抗
拒的腐化倾向，权力本身成为一种腐蚀剂。于是，往往到了王朝鼎盛时期，崩溃就
在眼前了。　

　　然而，旧王朝崩溃了，新王朝很快取而代之，社会结构又恢复原样，继续朝著
下一个崩溃走去，就像黄河大堤溃决了，人们又修复它，等著下一次溃决。我们为
什么总是陷在这样一种周而复始的命运之中呢？

　　这个神秘的超稳定结构，主宰了我们两千年。而今，紫禁城里的金銮宝座早已
成为历史文物。　庞大的儒家官僚网也灰飞烟灭了，但是，大一统的幽灵似乎还在
中国的大地上游荡。　社会震荡的恶梦还让人记忆犹新。　更不可忽视的是，官僚
主义，特权思想，以致局部的腐败现象，仍然在破坏我们的四化大计，这些古老的
社会顽症，颇有些像黄河每年带来的泥沙，在一天天地淤高下游河道，渐渐积累著
危机。　

　　也许，就像人们对不断增高的大堤深表忧虑一样，永远的超稳定，不也颇令人
忧虑吗？历史已经给了我们的启示，难道还少吗？

　　(演播室。　学者谈中国社会结构)

　　金观涛(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历史是过去的事实，但我更认为历史是过去与现
在的无终止的对话。　在这种对话中，我们可以产生一种很深的忧患意识。历史对
中国人的启发是：中国在社会变革中应该避免毁灭性的动荡，一定要让进步与创造
来代替动荡。　当旧的东西瓦解的时候，应该让能够取代旧的东西的新因素成长起
来。　

　　就在那座比黄河河床还要低九米的开封城里，历史曾经演出过大起大落的无限
繁荣与无比灾难，然而，对今天来说，或许在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两个人物的故事，
比铁塔和相国寺还要更深地烙在中国人的心灵上。　

　　这位黑脸包公，八百年来盛名不衰。　尽管他不过是封建社会里苦难人民的一
种无可奈何的虚幻偶像，但今天开封人依然深情地修起如此富丽堂皇的一座包公祠
来。四方游人络绎不绝，难道仅仅是为了旅游吗？"青天"观念在中国民间的久久不
肯泯灭，说明了什么呢？

　　人民更不会忘记，就在离包公祠不太远的一栋旧银行里，发生过文革动乱中最
黑暗的一幕。　在这间阴森森的黑屋子里，亲自主持制定过宪法和党章的共和国主
席，被秘密囚禁，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二十八天。死的时候，他那满头白发足足
有一尺长。　。　。　

　　一个共和国主席的命运，是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命运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
来看，当法律不能保护一个普通公民的时候，它最终也保护不了一个共和国的主席
。　刘少奇同志的白骨，曾经把动乱的惨烈和时代的悲剧揭示得无以复加，然而动
乱的根源却不是他个人的命运所能揭示的。　这是一个民族的整体悲剧。　如果中
国的社会结构不更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致观念不现代化，谁能保证悲剧
不重演呢？

　　令人欣慰的是，我们在迈开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步子之后，终于也开始尝试政治
体制的改革了。今天，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终于有人勇敢地第一次举手投了否决
的一票，这是何等不容易啊。　谁能说这不是一种进步呢？不管这个改革将遇到什
么样的阻力和风险，我们都只能朝前走下去。我们的身后曾经洪水泛滥，我们的身
后也曾经动乱不已。　我们必须朝前走，去冲破那周而复始的历史循环。我们会遭
受挫折，但是，这不正如那位功败垂成的鲧，用他的失败为儿子大禹铺垫了成功吗？

　　让我们这代用自己的双肩把忧患的重担挑起来！那是为了我们的子孙万代永不
再忧患!
第六集　蔚蓝色

　　人的血液是红色的。　

　　几乎所有的动物的血液都是红色的。　原始宗教把生命的原色规定为红。原始
人在死者的遗体上用铁矿石涂上红色，以此召唤那失去的生命力。　

　　蔚蓝色的天空，深邃而神秘。人们曾经坚信，这神秘的蔚蓝色描绘著整个宇宙
，它是宇宙的颜色。　

　　仅仅在二十多年前，当人类第一次离开地球，在太空中遥望自己的家乡时，他
们才惊讶地发现，在目前已知的宇宙星体中，惟有我们人类的家园--地球，才是一
颗蔚蓝色的星球。　

　　生命的星球是蔚蓝色的星球。地球上的一切生命得以生存的大气和水，使地球
成为蔚蓝色的星体。　

　　覆盖了地球表面十分之七的大海，也是蔚蓝色的。　

　　大海本来就是人的故乡。在地球的突变中，大海曾经庇佑和延续了人类祖先的
生命。后来，当人类重新回到大陆的时候，他反而不适应了。为了战胜陌生的环境
与内心的恐惧，人类被迫极力发展自己的后天适应性，从而创造了文明，同时也完
成了人本身的进化过程。复活节岛上的这些石像，告诉我们一万年以前，在太平洋
上就活跃著一个古老而有活力的航海文明。这些今天看起来简陋不堪的航海工具，
把人类从陆地上有重新载回海中。是什么信念支持著这些原始人去横渡至今仍使人
视为畏途的大海呢？在这些原始人的航海活动同哥伦布和麦哲仑那创立人类新纪元
的伟大航行之间，我们能不能听见人类命运的宏伟旋律呢？

　　正是由于这种持续不衰的航海生活的存在，人类的文明才分成了内陆文明和海
洋文明两大单元。　

　　这是一个濒临西太平洋的国家，同时，它有雄踞在欧亚大陆的东部。它的躯体
是黄色的，它那像脊柱一样拱起的大河，也是黄色的。　

　　我们看到这条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木船，就仿佛看到了遥远的中华文明的源头荡
漾著蔚蓝色的波光。　

　　但是，早在神话时代，来自黄河中游的黄土区的内陆文明，已经在不断征服下
游和沿海地区了。　今天，我们还能从黄帝大战炎帝和蚩尤的故事里，听到这历史
深处的蒙胧声音。　

　　后来，周王朝对殷商的征服，证明这股来自内陆腹地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
到了战国晚期发生的楚败于秦的史诗般的战争，可以说是以小麦作为粮食，用战车
作战，并且是受到了游牧民族和波斯文化影响的黄色文明，最终战胜了以大米作粮
食，懂得利用大船和水上作战，并且是受到东南亚和太平洋文化影响的蔚蓝色文明。

　　这个内陆文明的历史性胜利，是无论屈原那种抢天哭地的悲歌，还是西楚霸王
那种地动山摇的反抗，都无法遏止的。

　　蔚蓝色的隐退，埋伏下一个民族和一种文明日后衰退的命运。

　　太平洋来千古不息的蓝色波涛，一直在默默地召唤这个躺在大陆上的古老民族，
偶尔也引起过它的激动，把它的航船一直牵到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然而，蔚蓝色
海洋的吸引力，比起那黄色的土地来，毕竟要微弱多了。

　　使那黄色文明具有巨大凝聚力的奥秘，就在于儒家文化在这片土地上逐渐取得
了独尊的地位。

　　儒家的一整套思想，表达了内陆文明的生活规范和理想，它在东方封建社会的
盛期，显然是比较合理的。但是，单一的思想统一，削弱了多元的发展，古代生活
中丰富的海洋文明的因素，就像几缕细细的清泉，淌到内陆文明的黄土板块上，立
刻就无影无踪了。当内陆文明中华夏大地蒸蒸日上的时候，蔚蓝色的海洋文明，正
在地中海悄悄崛起了。早在古希腊时代，雅典的民主思想，正是随著雅典的海上权
力一同兴起的。海权导致了民族革命。

　　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社会前提，也正是欧洲海外航线的开辟。从十五世纪
开始航行于海天之间的那些帆船，既揭开了世界贸易和殖民活动的帷幕，同时也运
载著科学和民主的希望。蔚蓝色就像这小帆船，获得了现代世界命运的象征意义。

　　于是，广大的东方市场和美洲新大陆，使小小的欧洲几乎一夜之间成为暴发户。

　　横渡大洋需要又坚固，又庞大，又精巧的船舶，造出这样的船舶需要数学和物
理学，需要技术和科学。于是，一六三六年，迦利列发表了“新科学对话”，这场
对话，就是在造船厂举行的。

　　英国首先由海外贸易获得巨大利益，促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也促进了自由思
想的普及，于是首先在英国发生了克伦威尔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一六五一年，克
伦威尔颁布航海条例。一六九零年，洛克发表“政府论”。自由贸易论成为资产阶
级的口号和原则。　资本主义转动著工业革命和自由贸易这两个轮子，开始了伟大
的飞跃，开始了科学与民主的双重历史大和唱。

　　这一切，都与海洋息息相关。

　　中国这时候在干甚么呢？

　　当麦哲仑正航行在他的环球航线上时，明朝嘉靖皇帝因为日本贡使打架，开始
正式“闭关”。

　　公元一七七六年，亚当斯密发表了著名的“国富论”。就在这本书中，他宣布
中国的历史和文明停滞了。他说：停滞是由于不重视海外贸易，闭关必趋于自杀。

　　可惜，这些话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够及时听到。

　　终于，当虎门码头烧起那把著名的大火，揭开了耻辱的中国现代史的时候，中
国同西方之间，已经隔著一条巨大的精神文化鸿沟了。一个扩张的，进行国际贸易
和战争的蔚蓝色文明，同一个坚持农业经济和官僚政治的黄色文明间的文化对抗，
无疑是冰炭不相容的。

　　然而只要一交手，西方的坚船利炮马上就让中国的官员和士大夫们领教了蔚蓝
色的强大。于是，有了“洋务运动”，有了“中体西用”。

　　洋务大臣们买回来了威力强大的铁甲军舰，办起了一座座兵工厂。位于上海市
郊的江南兵工厂，在掌握西方技术能力方面远远超出日本。一八七零年左右，俄国
人参观远在中国西北的兰州兵工厂时，为那里制造的枪枝质量之精良而感到震惊。
甲午战争开始时，中国的军舰数量比日本要多。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阻止清王朝先败于法国，再败于日本。甲午战争失败的最
直接原因，竟是由于一个腐败的承包商在许多炮弹里灌了泥沙。成半月形展开的中
国舰队，临战了还不知到底应该听从谁的指挥。这一事实清楚地说明了，腐败的制
度说导致的必然失败，并不能靠技术来挽回。

　　清朝政府最早派送到英国学习海军的留学生严复，日后并没有去当一名战舰指
挥官，而是成了思想启蒙家。

　　严复从对西方的大量观察中发现，欧洲文化的伟大功绩，就在于发挥个人的潜
力，提供一种社会契约，这种契约能使竞争以及资本主义的其他一切功能，都有利
于促进社会改革。同样，通过利用个人的意志力－－一种人类的“浮士德”和“普
罗米修斯”式的能力，就能创造出一种生机勃勃的文化。

　　然而，当严复参与其事的百日维新惨败之后，日本的明治唯新却成功了。当这
位位中国近代的伟大启蒙者在封建势力的打击下，一步步放弃改良思想，最终倒退
到孔孟之道的怀抱里去的时候，他在英国海军大学的同学伊藤博文，却连任日本首
相，率领这个岛国迅速跨进世界强国之林。

　　严复乃至近代许多伟大思想先躯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等的悲剧命运，
似乎都证明了，即使是最优秀的中国人在革命和激进了一阵之后，到头来都摆脱不
了退回儒家的归宿。　直到八十年代的今天，在中国文化热的大讨论中，人们依然
在继续著中西文化优劣的百年未决的争议。　无论是"全盘西化"的一派幻想，还是
"儒家文明第三繁荣期"的一厢情愿，一切都仿佛还在原地踏步。难怪有的青年学者
这样感叹道：巨大的文化财产变成了巨大的文化包袱，巨大的文化优越感变成了巨
大的文化负罪感，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巨大的心理障碍。　

　　变法之艰难，或许就难在我们总是担心中国人还是中国人吗？我们似乎并不知
道，在以往西方的二三百年里，不论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还是启蒙运动，西欧
人至少从未担心过，在改革之后是否会变成不是意大利人了，不是德意志人，不是
法兰西人了。唯独在中国，这是最大的忌讳。这或许正是那黄色文明的沉重之处和
浅薄之处。　

　　两千多年前的哲学家庄子，给我们讲过一个寓言：黄河之神河伯，在秋天涨大
水的时候，发现自己很伟大，居然两岸之间分辨不清牛马。他尽情往下游漂去，突
然看见了大海，竟茫然若失。　海的主宰北海若告诉他，不能和井蛙谈论大海。因
为他只知道自己那点小小的地盘，无法想象大海的博大。而想在，我的河伯，你终
于走壅塞的河道，看见了大海的恢宏。你知道了局限，也就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这是一个象征。　它说的并不是古代中国，它好像是在预言今天。　

　　古老的黄河之神，真正看清大海的面貌，认识大海的博大与力量，不过一个世
纪，它面对大海发出的那声长长的叹息，穿过一百多年的历史,一直回响到今天。

　　这片土黄色的大地不能教给我们，甚么是真正的科学精神。　

　　肆虐的黄河不能教给我们，甚么是真正的民主意识。　

　　单靠这片黄土和这条黄河，已经养育不起日益膨胀的人口，已经孕育不了新的
文化，它不再有过去的营养和精力。　

　　儒家文化或许有种种古老完美的法宝，但它几千年来偏偏造就不出一个民族的
进取精神，一个国家的法治秩序，一种文化的更新机制；相反，它在走向衰落之中，
不断摧残自己的精华，杀死自己的内部有生命的因素，窒息这个民族的一代有一代
精英。　

　　历史证明：按照一种内陆文化的统治模式来进行现代化建设，虽然也能容纳现
代科技的某些新成果，甚至卫星可以上天，原子弹可以爆炸，但却不能根本性地赋
予整个民族以一种强大的文明活力。　

　　只有当蔚蓝色的海风终于化为雨水，重新滋润这片乾旱的黄土地时，这些只在
春节喜庆日子里才迸发出来的令人惊异的活力，才有可能使巨大的黄土高原重新获
得生机。　

　　在黄土高原的腹地--延安，到处都可以看到来自上海，浙江等沿海省市的小姑
娘，小伙子们开设的服装店，理发店。　沿海地区涌来的商品散布在大小巷。神圣
的，土灰色的宝塔山，在这红红绿绿，熙熙攘攘的市场后面，渐渐淡化为一个蒙胧
的背景。　

　　这些老汉和小伙子，他们的祖先曾经从这内陆腹地出发，征服了全中国，如今
却随著这片萎缩了的土地，一起萎缩了他们曾经那么旺盛的精力。令人难以置信的
是，这几个小伙子，竟然是这支气势磅礴的千人腰鼓队的成员。难道他们的生命力，
永远只能消耗在打腰鼓的渲泄之中吗？

　　一九八零年，深圳特区建立。　它向全世界宣布，几千年的内陆文明，终于走
到了大海的边上，把它面对著土地的脸，转过来远望海洋了。　

　　一九八六年，十四个沿海城市全面开放。中国正式摆出了向大海挑战的态势。
　
　　一九八八年，海南省宣布成立。它的短期目标是向亚洲四小龙挑战。古老的亚
洲大陆终于放下了泱泱大国的架子。　

　　如果海南成功，它将与十四个沿海城市连成一体，成为太平洋西岸的一条经济
巨龙。这一历史壮举，比将刷新中国文化的颜色。　

　　但是，在改革迅速推进的时代里，有多少中国人是自觉参与其中的呢？

　　中国公民政治心理调研组的系列报告指出，中国公民中较为普遍地存在著一种
过于谨慎的政治参与心理：百分之六二点四一的公民表示“对谈政治问题，我很谨
慎。”

　　百分之七十三点七九的公民对"政治上的事情还是少介入为妙"的观点表示“同
意”，“基本同意”，“不反对”；他们仍然担心参与政治会引起麻烦，他们仍然
缺乏正直参与的安全感。　几十年正直运动的反复无常，正直迫害的极端惨烈，使
人们仍然心有余悸。　这势必严重阻碍民主化的进程。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
第一次以彻底的不妥协精神，亮出了"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
的西方文化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但是，这种激进的文化潮流，并没有冲洗掉政
治上，经济上和人格上的封建主义积淀。几十年来，时而沉渣泛起，时而一片冰封。
中国的许多事情，似乎都必须从"五四"重新开始。
　

　　中国历史没有给中国人造就出一个中产阶级来推动科学与民主的胜利。中国文
化也没有培养出公民意识，相反，它教化出臣民心理，臣民心理只能产生逆来顺受
的顺民和铤而走险的狂徒。　不过，历史却给中国人造就了一个十分独特的群体--
知识分子。　

　　他们很难有统一的经济利益和独立的政治主张，他们几千年来都是一种附庸;
他们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结实的社会实体，用钢铁一般的经济实力对旧的社会进行武
器的批判；他们的才华可能被利用，他们的意志可能被扭曲，他们的脊梁可能会弯
曲，他们的肉体可能被消灭。　

　　然而，摧毁愚□和迷信的武器操在他们的手里；把科学与民主的蔚蓝色甘泉浇
洒在黄土地上的是他们！

　　(演播室。　学者谈当代知识分之问题。　)

　　远志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这种现实和理想的矛盾，或者传统
与理想的矛盾，首先感觉到的恐怕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
他们往往首先发现传统的弊端，但是又没有能力去改变它。他们总是满怀希望寻求
冲破传统的出路，但是他们往往有缺乏这中勇气，所以说他们总是最先感觉到心灵
的痛苦。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唯一的出路就是在世界潮流的逼迫下，借助于环境的
压力强迫人们去接受新生活，也忍著痛苦去创造新生活。为此，我用这样三句话加
以归结：中国的希望在于世界，实现这希望要靠被世界唤醒的中国人，我们这一代
注定要承受心灵的痛苦，或许能因此而变得伟大。　

　　比知识分子更有现实力量的，或许是这些相貌平平，谈吐也不惊人的新型企业
家们。甚至在这些小商店的老板们中间，在这些急急忙忙赶路的生意人中间，在这
些离开土地四处揽活的农民中间，正在积聚的新的社会能量与冲动，都不可低估。
　

　　我们也看到，即使在以往极为森严，庄重的高级政治场合，也终于泛起了蔚蓝
色的透明度。中国的大众传播，第一次处在较为中立的立场，担当了决策上层与人
民群众之间相互对话的媒介。　

　　然而，要使专制主义传统深厚的东方人真正懂得民主是怎么一回事，并不容易。
历史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有趣的故事。　

　　一九四零年，罗斯福第三次当选为总统。蒋介石先生为此在日记中写道：“美
国之民主，令人羡慕不置，特电罗斯福总统，祝其成功。”三年后的一个晚上，蒋
介石的夫人也是特使宋美龄，在白宫同罗斯福夫妇共进晚餐时，谈起美国工人罢工
的事情。罗斯福问宋美龄，假如中国政府在战争时期遇到这样的事情，该如何处理？
宋美龄安祥地用一个涂色的长指甲在自己的脖子上划了一道，做了一个优美的杀头
手势，使席间所有的美国人惊讶不止。罗斯福夫人事后说：“宋美龄对民主制度能
够讲得很漂亮，但是她可不知道怎样实行民主制度。”专制政治的特点是神秘性，
独裁性，随意性。　

　　民主政治的特点应该是透明性，民意性，科学性。　

　　我们正在从混浊走向透明。　

　　我们已经从封闭走向开放。　

　　黄河命定要穿过黄土高原。　

　　黄河最终要汇入蔚蓝色的大海。　

　　黄河的痛苦，黄河的希望，造就了黄河的伟大。　

　　黄河的伟大，也许在于它在海洋与高原之间创造了一片大陆。　

　　黄河来到了伟大而痛苦的入海口。　

　　滚滚千里泥沙，将在这里沉积为新大陆。　

　　汹涌澎湃的海浪，将在这里同黄河相碰撞。　

　　黄河必须消除它对大海的恐惧。　

　　黄河必须保持来自高原的百折不挠的意志与冲动。　

　　生命之水来自大海，流归大海。　

　　千年孤独之后的黄河，终于看到了蔚蓝色的大海。
]]> https://ameblo.jp/iam0618/entry-10316077401.html Fri, 07 Aug 2009 19:07:47 +0900 原本打算在北京奥运会即将一周年之时，从文化角度写一些关于对北京奥运会的反思和批判，就像柏杨和周树人先生一样。但是，如此博大、深刻、沉重、隽永的话题焉是我这样的微不足道的小厮能够完成的呢？所以，思前想后，决定全文转载谢选骏先生的《河殇》，这是颠覆我价值观的滥觞，《河殇》对于我灵魂的震撼、对于我思想解放的贡献是无论用任何语言形容都必定是轻佻的。希望《河殇》也是对您的世界观剧变的开始。
以下为《河殇》全文：
第一集：寻梦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三日，吸引成千上万中国人的黄河漂流探险传来凶讯。洛
阳和北京两支黄漂队都在落加峡下峡翻船遇难。曾经漂过长江虎跳峡的两位勇士
郎宝珞，雷建生也被黄河激流吞没。国内一时议论纷纷。

　　据报导，这些青年漂流者是因为决不让美国人肯沃伦拿走中国江河的首漂权
才铤而走险的。肯沃伦对此十分不解。他说，你们中国人如果到美国出漂流密西
西比河，是不会遭到反对的。当然，沃伦先生永远无法把眼下的漂流，同一倌昵
拔鞣列强的炮舰在中国江河里横行的历史联系起来。可中国的青年忘不了。

　　当这些漂流者抛尸黄河的时候，我们是称道他们有爱国精神呢？还是批评他
们的盲目民族感情？

　　无论怎样，他们把这件事偏偏做在我们民族的母亲河上，悲壮和悲剧都是巨
大的。

　　事情不仅仅表现在江河漂流上。你看在这些体育竞技场上，中国人是多么狂
热呵。

　　当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大夥都跳，都哭。

　　如果输了呢？大夥就骂，就砸，就闹事。

　　一个在心理上再也输不起的民族。

　　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已经是五联冠了。压在她们肩上的是民族和历史的沉重责
任。

　　假如下一次她们输了呢？

　　当然，也有不少人不再为这些事烦恼。他们匆匆离开祖国，要到外面的世界
去看个究竟。同时，那些散落在外面的游子们，又纷纷回到祖国来看个究竟。这
两股双向逆反的风潮又说明了什么呢？

　　是近百年来总是被动挨打的历史造成了我们今天的心态吗？或者说，是近几
十年来的贫困落后造成的吗？

　　或许是这样，但不完全是。在这些现象背后隐藏著的，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在
痛苦。它的全部痛苦就在于：文明衰落了。

　　本世纪初，有个叫陈天华的中国青年，面对当时正处于黑暗中的祖国，在日
本蹈海自杀。那时，有几个中国人能够理解他呢？

　　今天，我们回想起这个陈天华，仿佛可以推测他那深刻的绝望，也许正是对
文明衰落的一声微弱的叹息。　。　。　

　　在当今的世界上，面对著西方工业文明的挑战和全球文化汇流的大趋势，每
一个拥有古老文明的民族，都面临著现实与传统的严重危机。传统越古老，危机
越沉重，危机越沉重，寻根越热烈。我们中华民族的根在哪里？

　　大概每一个黄皮肤的中国人都知道一个常识：中华民族是黄河孕育的。

　　那么，这条大河上怎样塑造我们民族性格的呢？它又是怎样历史地规定了我
们文明命运的呢？这恐怕就不是每个人都认真思考过的了。

　　这的确是世界上很奇特的一条大河。它从巴颜喀拉山北麓的冰峰雪山中发源
，向东流去时经过一座黄土高原以后，就变成了一条黄色的泥河。这条黄河偏偏
又孕育了一个黄肤色的民族，这个民族恰恰又把他们最早的祖先叫做黄帝，而在
今天的地球上，每五个人中间，就有一个黄帝的子孙。

　　黄水，黄土，黄种人。这是一种多么神秘的自然联系？它仿佛让人相信，这
个黄色人种的皮肤就是被黄河染成的。

　　的确，天地间还没有其他一种自然力量，曾像黄河这样对塑造华夏文明起著
无法估量的作用。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必要去作繁琐的考古论证，只从一个在中
国最常见也最受敬畏的偶像上，就能得到印证。

　　它，几乎可以说是我们民族的象征。可是，人们是否想过，华夏民族为什么
会崇拜这么一个形像凶暴的怪物呢？恰逢又是一个龙年，对龙崇拜的研究也热闹
起来，这无疑也是文化寻根的一种表现。

　　据说，我们的祖先，从跨天接地的彩虹中，看到有两个头的巨蛇从大地吸水
的壮丽景象。也有人说，先民们从撕裂云层的闪电中，看到金蛇狂舞伴随风雨交
作。

　　于是，他们创造了龙的形像。

　　这是一个典型的大河民族的梦。

　　(演播室。学者谈龙神文化。)

　　蔡大成(神话学学者)：龙在我们看来，是原始人按特定观念组装起来的，是
一个组合体。有哪些组装件呢？马的头，鹿的角，蛇的身，鸡的爪。蛇身体现了
原始人的生命观念。原始人很少看到死的蛇，以为蛇年岁大了，脱一层皮就年轻
了。鸡爪也是一种生命的符号。老太太上菜市场挑鸡,总先看看鸡距，如果距呢，
就嫩。马齿也是这样：“几岁牙口？”鹿角每年换一回，再重新萌生鹿茸。每年
长一个叉，猎人一看鹿角有几个叉，就知道有多少岁。鹿角掉了，象征死，萌发
象征生命，再生。因此，龙在文化含义中是一种生命的符号，象征著古人对生命
的循环，死而复生的愿望。

　　谢选骏(文化哲学丛书副主编)：龙神崇拜，就是让人去崇拜那种不是人的东
西--龙。中国的统治者，自命为人世间最高贵的，甚至是大自然中最高贵的存在
物，认为自己是龙的化身。这样，我们就在两者间找到了一个联接点：龙是自然
界的横暴者，皇帝是人世间的横暴者。皇帝要把自己打扮成一种不是人的东西。

　　总而言之，龙的崇拜，之所以会起源于黄河流域，正是这个大河流域民族对
它的生命之河的敬畏。黄河无疑是世界上最暴戾最性任的一条大河。

　　有人说，在中国文化中有某种宽容恶势力的成份；也有人说中国民族性格中
，有圆滑世故，听天由命，逆来顺受的致命弱点；那么，这决不是偶然的。对于
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来说，农业的命脉正在于水。水却被龙王主宰著。于是，
这个民族爱它也恨它，赞美它也诅咒它。这是一种多么复杂的感情，就像龙的形
像一样复杂。

　　于是，中国人也变得复杂起来。一方面，他们把龙王老子供奉得使它无可挑
剔，把它奉上权力的巅峰；另一方面他们又要在丰收锣鼓敲响的时候，著实地放
老东西一番，出出一年磕头烧香，诚惶诚恐的恶气(舞龙的场面)。这真是一种绝
妙的中国式智慧和幽默。在敬畏和戏弄之间，人们获得了微妙的心理平衡。

　　正像修筑金字塔使埃及人创立了国家一样，同黄河的搏斗，也使中国凝聚起
来。我们的文明史就从大禹开始。几千年来，对水的渴求，竟成为中华民族的一
种生存伟力。这种神秘的命运至今还徘徊在乾旱的北中国。

　　(电影"老井"片断。械斗。孙旺泉跳井，井塌。)

　　发生在太行山这个老井村的故事，多么深刻地揭示了中华民族的生命动力和
悲剧性的命运。它的含义几乎可以象征性地涵盖整个民族历史。因此，它才达到
了一种与世界对话的高度。作者郑义正是从黄河岸边获得这种启示的。

　　演播室。作家谈黄河。

　　郑义(山西作家)：三年以前，我骑著自行车从山西和内蒙交界的地方一直跑
到河南，跑完了整个晋陕峡谷，走了几十个镇子，几十个县，跑了有一万多里地
。那次经历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常重要的经历。从那次我对黄河有了第一次直接的
亲身感受后，我才理解了黄河为什么是我们民族的象征。我跑的这一段，是传说
中的尧舜禹的故都以及他们的出生地，后来中华民族的历史也都在这块地方演出
了许许多多的活剧。那次经历使我的文学观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我在一个小村
子里头听到一个故事。原来有一个村子的农民是靠著黄河水边维生的。后来因为
航运衰败，这个地方又没有什么耕地，他们没有生计了。国家把他们搬迁到别处，
给他们分了地，盖了房。过了几年后，这些人又莫名其妙地一个一个地回到了黄
河边上，又找到了过去的窑洞住下来了，我怎么都不能理解，这是出于一种甚么
样的心理？后来经过一个长时期的思索后，我体会到这是人与土地的一种永远说
不清楚的感情上的联系，血肉般的联系。

　　我觉得这个故事比较好地反映了我的一种心情。我一见到黄河，我一跑完了
黄河的这一段后，我一下找到了我自己应该写的东西。这几年我一直在文学上寻
找，寻找甚么我不知道。可一见到黄河，我立刻感觉到我要写的就是黄河。

　　环境越困难，刺激文明生长的积极力量越强烈，这是西方史学界的一个著名
观点。他们认为，黄河流域之所以成为古代中国的摇篮，可能就是由于人类在这
里所要应付的自然环境的挑战，比中国的南方，例如长江流域，要严重的多。人
们潜伏的创造才能被挑战刺激起来了。黄河孕育的文明，的确是人类历史上一种
非常早熟的文明。同恶劣气候和洪水泛滥的斗争，使得中国人的治水，历算，土
地测量以及农业耕作，饲养家畜制陶冶炼等等技术，比西方早成熟至少一千年。
但是，在历史演变，社会机制，政治组织等方面，也因此而走了一条纯粹东方式
的道路。

　　今天如果有人告诉你，东方社会那悠久的专制主义实际上同水有关系，可能
你会觉得奇怪。其实，这种看法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来的。他们认为，东方
的自然气候状况，使大规模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为农业的首要条件。在那时的生产
水平下，这必须由一个高度集中的中央专制政权来组织成千上万人去完成。这就
是著名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观点。可惜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把这个问题彻底讲
清楚，让後人一直争论不休。

　　实际上，无论是埃及的金字塔，中国的大运河和长城，还是南美洲丛林中的
玛雅人金字塔，这些让现代人叹为观止的古代浩大工程，不都显现著非常相似的
"亚细亚式"的历史阴影吗？不都是古代大帝国的遗物吗？成千上万微不足道的个
体，被某种秩序排列组合在一起，拥载著那至高无上的顶峰，这种大一统的社会
结构，不是很像一座庞大的金字塔吗？因此，民主，自由，平等这些东西，就很
难成为"亚细亚"的了。

　　亚细亚，是一句古闪米特语，意思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在地球北温带欧亚
非三大洲的接壤处，从冰山雪峰中淌出来的几条大河，分别孕育了人类最古老的
几个文明。

　　无论是黄河，尼罗河，还是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以及印度河，这几条著
名的东方江河，都成为人类文明的摇篮。因此，亚细亚是创始的地方。文明的曙
光从亚细亚升起，就像太阳从东方升起一样。

　　但是，五千年过去了，亚细亚的太阳殒落了。这几个最先闪光的古老文明，
也或早或迟一个个黯淡下去了。

　　这是为什么呢？

　　曾经屹立在两河流域的巴比伦古城，早已荡然无存。在八千年前的苏美尔文
明之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始终浸泡在无穷无尽的征服之中，一个又一个大帝国
倾覆了，许多古老的民族相继从历史上消失了。到公元前三百多年时，亚历山大
帝，已经在焚毁波斯王的壮丽宫殿了。尼罗河畔的大金字塔，也像隐退到历史中
去的一个迷梦，永远浑浑沌沌。忧伤的司芬克斯蹲在这里，仿佛甚么也不想解释。
古埃及帝国，在长达数千年的三十个王朝中，也曾经强盛得犹如这金字塔一样无
以伦比。但是，早在亚历山大到来之前，它就沦于波斯人之手。在后来的数千年
里，它那被征服的厄运直到近代才结束。

　　在更靠东方也更加肥沃富饶的印度河，恒河流域，一种与西方完全隔绝的古
老文明，在亚历山大远征来到之前，已经延续了几千年。有人曾经说过，写印度
的历史，一直写到距今四百年前可以不提到一个海字。然而，当欧洲的海盗出现
在印度洋的时候，这个文明就在劫难逃了。在喜马拉雅山背后的这个黄种人的文
明，却异乎寻常地延年益寿。这几乎是一个例外。为什么封建社会形态在中国长
期延续这个问题，已经争论了多少年,人们~提出种种解释，总认为这是一个特殊
现象。

　　其实，真正特殊的并不是东方的古老现象，而是欧洲出现了突变现象。美国
哈佛大学的华裔学者张光直教授认为，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由于自身具有重
视经济，贸易和技术等等因素，最后走向了现代西方工业文明。它在整个人类文
明史上，原来并不是一条常规性的历史走廊。

　　在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过程中，具有世界普遍性的常规通道，实际上是东
方式的亚细亚形态。张光直教授研究了中国文明同中美洲玛雅文明的相似性，认
为它们是同一祖先的後代在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的产物。他认为，亚洲，非洲和
美洲的古老文明都具有类似的普遍性。因此，并不是中国文明多么特殊和奇怪。
它的漫长，恰恰是整个古老世界的最后挣扎。亚细亚遇到的挑战，是欧洲对全人
类的挑战。

　　也正因为如此，文明的古老反而让中国人心理上的传统负担格外沉重。当黄
河文明也像埃及和印度一样，终于衰落下来的时候，中华民族的心灵就特别悲凉
和痛苦。

　　一个曾经使马可波罗惊叹不已的东方大国，一个让欧洲君主惊恐地虚构出“
黄祸论”的庞大民族，也曾经令盖世无双的拿破仑警告西方不要去惊醒的一头睡
狮，为什么会在近代落到任人宰割的境地呢？为什么我们终于摆脱了亡国灭种的
危机之后，忽然又觉得自己是非常强大的呢？

　　在我们的民族感情上，总有这样一个误区：似乎近百年的耻辱，只是一种光
荣历史的断裂。自从一八四零年以来，总有人用古代的荣耀和伟大，来掩饰近代
的贫穷和落后。

　　在近百年的现实痛苦中，好像总需要有一副古老而悠久的安魂剂聊以自慰。
从每一次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中，似乎从能获得一次安慰。

　　然而，文明毕竟衰落了。

　　历史的富足，文明的悠久，毕竟都是昨天的故事。

　　我们的考古发现再丰富，文物古迹再精美，文明的源头再延伸，难道不都意
味著祖先对于後代的嘲笑吗？难道不是让我们今天的遗憾，懊悔和惭愧更沉重吗？

　　据说，有一位汽车制造厂的厂长，那天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一辆一辆地数长安
街上的车流。当他数到第一百辆时，只数到三辆国产车，其余九十七辆都是进口
的。

　　这件事，使人可以联想起一八四零年林则徐在虎门焚烧鸦片的浓烟，也可以
联想起三十年代抵制日货的风潮。

　　然而，历史和现实就是这样不客气地嘲笑我们。

　　我们的骄傲和我们的悲哀，常常就是一码事。

　　(张明敏身著龙纹长袍唱"龙的传人"。)

　　哪个中国人不熟悉这支歌呢？

　　你从这歌声里听得出有一种深深的叹息吗？

　　叹息又有什么用呢？

　　(九龙壁，喷火的龙舟。龙盘大石柱。龙年邮票。)

　　这可敬又可怕的古老偶像，曾经凝聚了我们祖先的多少恶梦？难道我们还要
用它来凝聚我们今天的悲凉和怀旧之情吗？

　　龙的崇拜，似乎可以证明，我们民族的心灵，还深深地眷恋著黄河孕育的那
种古老文化的氛围，还迟迟地停留在祖先的历史阴影之中。这颗心灵如同活在梦
里。今天，确实是到了彻底唤醒它的时候了。

　　我们也许不必计较人家要来漂我们的黄河。江河漂流无非是一项体育运动，
用玩儿命的办法去同人家赌这口气，似乎也不是有力量的表现。有朝一日，我们
终于能够找回体育运动的本来意义，该去漂漂他们的密西西比河，那将是一种潇
洒的娱乐。

　　我们也不必为输一场球，丢几个冠军而捶胸顿足。奥运会的金牌并不等于证
明我们是强国。我们的千年帝国之梦，早在康熙大帝那会儿就做完了。如今最要
紧的是，再也不要自己骗自己了。

　　文明衰落了，我们也不必哀伤。世界上曾经有过的大河流域文明，无一例外
都衰落了。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计算过，人类历史上一共出现过二十一种文明，
其中十四个已经绝迹，六个正在衰朽，只有古希腊文明转化成了工业文明，浪潮
席卷全世界。我们应该勇敢地正视历史。几千年来，黄河文明受到多少次伴随著
征服的外来冲击，但它始终没有殒落。我们曾经很欣赏这种强大的文明同化力量。
但是，在二十世纪末的今天，尽管外来冲击不曾伴随著大炮和铁蹄，我们的古老
文明却再也低档不住了。

　　它已经衰老了。

　　它需要补充新的文明因子。

　　龙的传人呵，黄河能给予我们的，早就给了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已经创
造了文明，黄河无疑不能再孕育一次。我们需要创造的，是崭新的文明。它不可
能再从黄河里流淌出来。旧文明的沉渣已经像淤积在黄河河糟里的泥沙一样，积
淀在我们民族的血管里。它需要一场大洪峰的的冲刷，而这场大洪峰已经来到。
它就是工业文明。它在召唤我们。
　第二集：命运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在首都机场握住了周恩来的手。自从
新中国诞生以来，这是中国第一次同西方握手。七年后，邓小平访问美国。这也
是三十多年来中国第一次真正走进西方。

　　迈出这一步对中国来说，是多么艰难呵。远的不说，就在文革中，四人帮不
是还吆喝过"买船就是卖国主义"吗？当我们终于向全世界宣布对外开放，骤然推
开国门的时候，我们对这个星球是何等陌生。难道忘了，就在那些彩电，冰箱和
高级轿车强烈吸引我们的同时，我们不是曾经对牛仔裤，披肩发和迪斯科等
等，反而很看不习惯吗？

　　一个封闭太久的国家，一个从来认定自己是中央大国的民族，要让它打开国
门，走向世界，是需要经过无数灾难和耻辱才能领悟到的。这既是一种痛苦的选
择，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这种选择，归根究底，乃是一种历史的命运。我们今
天回首历史，就会发现，那曾经主宰过我们祖先的命运，正逼得我们必须如此选
择。

　　人类崇拜太阳。

　　有人说，太阳送给地球的第一份珍贵的礼物，应当是土壤。

　　若干万年前，当地球上的冰川消融后，南行的风，卷起冰积物中的黄色粉土
，纷纷扬扬地洒满了地球中纬度的表面。

　　这茫茫一片黄色丰厚的土地，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老家。

　　面对这片支离破碎的高原，的确难以想像，远古那充满魅力的声势浩大的黄
帝族的传说，竟然就发生在这漫天遍野沟壑纵横的黄土地上。

　　研究古文化的学者们提出过一种说法，黄帝的帝字，可能是土地的地字，黄
帝就是黄色的土地，也就是中国人常爱谈的那个“皇天後土”的後土，意思是地
母。

　　由此看来，黄帝被尊为中华民族的祖宗，乃是黄土地的化身。是的，你看那
黄土高原上的中国人，生于黄土，长于黄土，身上沾濡的也是黄土。吃的是黄米，
黄豆，住的是黄土山下挖的窑洞，喝的是黄泥汤的水。古时候的人，位至九五之
尊，当了皇帝，就要穿黄袍，走黄道，住的是黄色玻璃瓦大殿。死了以后呢？统
统都赴黄泉。

　　因此，世界上其他民族对土地的崇拜，都不及我们的祖先那样虔诚，那样隆
重而深刻地把它烙印在自己的文化和心理之中。

　　(北京先农坛斑驳残碎的坛基)

　　天子和大臣们，每年都要来这里举行"亲耕"。皇帝右手扶著漆金的雕龙犁，
左手执鞭，在两名老者的搀扶下，在这象征土地的祭坛上步行三次，就算完成了
"亲耕"。于是五谷丰收，指日可待。

　　中国人几千年来，都是面朝黄土，背向青天，土里刨食。土地是命根子，是
传家之宝，是人生的全部意义。

　　几千年的文化，都凝聚在这黄土里。于是，它就显得很神秘，仿佛包裹著中
国人的心魂。

　　(演播室。作家谈黄河。)

　　张炜(山东作家)：黄河流了好多年，它把好多秘密都渗透在两岸的泥土中。
有两个老头儿，十几岁时流浪到东北去，到了七八十岁的时候，几经周折回到了
自己出生的地方。这是个离黄河入海口二十多里的村庄。回去的时候，每个人从
地里包了一包土走。走的前一天晚上，两个老人搂抱著,在坑上滚动著~哭了一夜。
我一直到现在也搞不明白，这包泥土里边有什么东西？哲学家好像琢磨得更透一
些。

　　黑格尔曾经说过：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地上，把
他们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但是大海却挟著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
圈子。这种超越土地限制，度过大海的活动，是亚细亚洲各国所没有的。

　　今天的中国青年，也许会责怪我们的祖先：你们为什么那么眷恋大陆，始终?~能超越土
地的限制走向大海呢？

　　这就是历史的命运。

　　至迟在大约八千年前，农耕文化在黄河岸边就诞生了。从四处狩猎到固定在
某一片土地上，文明所迈出的关键的一步，据说是从一只采集种子的妇女的手开
始的。

　　摆脱野蛮人的第一个代价，就是被牢牢地栓在土地上，难道我们的祖先能不
这样选择吗？

　　更不可选择的是，黄河中下游这块文明的摇篮地，偏偏又处在一种很独特的
地理环境中。(演播室。学者谈中国地理环境特徵。)

　　冯天瑜(湖北大学历史系教授)：黄河中下游作为中华文化的核心地带，它的
北边是比较难以逾越的蒙古戈壁，西北是万里黄沙，形成交通障壁。西南是世界
上最高大最险峻的青藏高原。东边面临地球上最大的海洋--太平洋，它的浩瀚无
际跟地中海的情形不一样，对古人来说也是难以征服的，这么看来，地理环境对
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形成了一种隔绝机制，造成了一种内向的，求稳定
的文化类型。

　　因此，中国人既不像欧洲民族那样生活在地中海周围，也不像美国人那样住
在两个大洋之间。命运就给中国人安排了这样一种生存空间。

　　几千年来，肥沃的中原地区始终面对著北方那个广袤纵深的蒙古高原，这种
平原与高原的直接对峙，在欧洲是不存在的，它形成了某种奇特的历史关系：处
于迁徙无定状态中的高原游牧民族，始终把平原大河流域，作为他们争夺的一个
目标，经常像洪水一样从高原上横冲下来。整个中国古代史，几乎就是一部游牧
人同农耕人争夺生存空间的历史。

　　因此，直到封建社会末期，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还对华夏农业文明充满了
一种文化上的自豪。他不无鄙夷地嘲笑"夷狄"的游牧文化，还处在“逐水草，习
射猎，忘君臣，略婚宦，驰突无恒”的低级阶段，而在中原地区，则“有城廓之
可守，墟市之可利，田土之可耕，赋税之可纳，婚姻仕进之可荣”。在工业文明
出现以前，谁能否认这样的华夏农业文明的先进性呢？理所当然，中原人是必须
保护它不受游牧文化的侵扰的。

　　最好的保护手段，莫过于"城廓"。

　　在山西临潼姜寨出土的原始村落遗址，也许是最早的城廓雏形。你看，所有
的房门都朝向中心广场，村落只朝东方留著通路，这种布局，明显地突出了团结
向心的精神。

　　当我们再俯瞰北京城时，会惊讶地发现某种六千年的一致性。

　　后来，有了城墙。

　　到战国时期，这城墙又扩大到国境线上。

　　把现有的明长城再向外推进伍佰到一千华里，在阴山和贺兰山脉一线，就是
当年秦始皇命蒙恬修筑的长城，也就是传说中的孟姜女哭骂的那个长城。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浩大的工程，而指导这个工程的全部思想，早在数千年前
，已经由姜寨部落的首领发明了。

　　有了城防，对外可以抵挡游牧民族的劫掠，对内则产生一种凝聚力，把城内
的人民压向一个权力核心。因此，谁修了长城，谁好像就拥有了长城以内的土地，
山河与人民，长城也就成了他家的院墙。

　　然而，在爱琴海边，一个西方的千古一帝亚历山大，早已率领著他那所向披
靡的马其顿大军，远离自己的祖国，横扫了欧亚非各个古老帝国。仿佛同亚历山
大的东征前呼后应，秦始皇也开始了大规模抗击匈奴的战争。这位千古一帝，决
不像亚历山大那样四处游荡，而是按照东方帝王特有的思维习惯和想向力，修筑
了亚历山大做梦都想不到的万里长城。　秦始皇的这种伟大的想像力，仍然是一
种不能超越土地的想像力。

　　到了公元一零二年，追击匈奴直达中亚腹地的一位中国汉朝将军班超，为了
窥视罗马帝国的虚实，派出他的副将甘英西渡波斯湾。然而，甘英却被海浪吓退
了。

　　从亚历山大的东征，到班超的西渡，历史走过了将近四百年，由于高山和大
海的阻隔，东西两大帝国所代表的两大文明，在历史的邂逅中两度失之交臂。那
种直接的对抗和融合，征服和反征服，同化和反同化所可能激起的强烈火花，终
于没有在历史的大舞台上闪现。　

　　几千年来，中国人在这块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因此，对于节气这样
的大的时间座标，中国人也习惯于把百年兴衰，只看作是历史长河的短暂的一瞬
间。盛衰的交替，犹如冬去春来。　多么重大的社会变动和人间灾难，也似乎是
过眼烟云。　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那样具有深刻的历史感。但同时，也
都不象中国人那样奉行著一种独特的，听天由命的生命哲学。　

　　长城就把这个宁静的，熟透了的农耕文明紧紧地包裹起来。久而久之，它就
变得再也不会像秦皇汉武那样去主动出击了。　

　　然而，北方那个沉默的蒙古高原常常会突然苏醒过来。　

　　高原是凝固封闭的，不易到达的，但它却也容易把内部积聚起来的力量和冲
动送到平原上来。　一旦遇到乾旱，游牧人的牲畜大批死亡，他们就会统一起来，
冲下高原，邻近的农业文明就灾难临头了。　

　　当成吉思汗凶猛的骑兵潮水般涌来的时候，别说长城，就连黄河长江这样的
天堑，也低档不住。　

　　北中国的大地，几度桑田，几度牧场。　长城南北，几番征战，几多白骨。
忽而是汉妾辞宫，公主和亲，忽而是番王来朝，纳供称臣。　多少历史悲喜剧，
在长城的巨大背景下轮番演出。如果说秦皇汉武修长城，还表现了华夏文明的气
魄和力量的话,那么，到了十五世纪中叶明朝重修长城，就完全成为一种失败和
退缩的举动了。　

　　这条一万一千华里的砖石砌成的明长城，比起秦汉长城来，自然是牢固多了
。然而，它也使明朝耗尽力量，元气大伤。　等到女真人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
一代雄杰努尔哈赤挥戈南下的时候，这绵延数万里的砖石长城,只能再一次记录
巨大的失败了。以致于后来的康熙皇帝说：修筑长城，实属无益。　

　　古北口的这一段雄伟的长城，是由一代名将戚继光戚继光镇守苏州时督建的
。　

　　这位「一年是三百六十天，多是横戈马上行」的名将，被史学家称为“孤独
的将军”。他不但修建了北国的第一段长城，为了抗击倭寇，他还曾在海边修了
一座海岸长城--那就是著名的蓬莱水城。　中国的第一支海军，就守在城墙的后
面。　

　　毫无疑问，戚继光是明代最有天才的军事家。不过，他留给我们的遗憾也是
巨大的：为什么岛国的倭寇可以渡过海洋来大中国，而中国人只能守在海边，竟
然连想也没想过去那个岛国看看这倭寇究竟是怎么会事？为什们当时的欧洲已经
拥有火器装备的海军四处侵略，而中国还只知道修筑万里长城？并且竟然把长城
修到了海边呢？

　　公元一五八八年初，将星殒落，戚继光在贫病交加中死去。长城，随著戚继
光的去世，不再有任何意义。　

　　与此同时，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正整装待发，出征英国，去揭开近代世界历
史上轰轰烈烈的一页。　

　　人们还记得秦始皇修建的古长城吗？如今它还沉睡在沙漠之中。　茫茫流沙
从北方一步蚕食过来，狂风雕塑著它，仿佛它是一个千年的流放者，躺在这荒漠
之中，凝固成一个没有答案的沉思。　

　　与秦长城的被遗忘相反，想后退缩了一千华里的明长城却受到了无比的崇仰
。人们为它是地球上唯一能被登月宇航员看到的人类工程而自豪。人们甚至硬要
用它来象徵中国的强盛。然而，假使长城会说话，它一定会老老实实告诉华夏子
孙们，它是由历史的命运所铸造的一座巨大的悲剧纪念碑。它无法代表强大，进
取和荣光，它只代表著封闭，保守，无能的防御和怯弱的不出击。　由于它的庞
大和悠久，它还把自诩自大和自欺欺人深深地烙在了我们民族的心灵上。呵，长
城，我们为什么还要呕歌你呢？

　　学者们已经发现，绵延万里的长城，正好同十五英寸降水线大致重合。这条
降水线，正好由意味著农业和非农业。　

　　今天，在宁夏红石峡长城之上，我们还能看到我们祖先留下的「华夷天堑」
的石碑。这的确是农业文明的最后边界。一切都是明明白白的。我们的祖先永远
无法超越土地和农业。他们最奇伟的想象和最大胆的举动，都只能是修长城。　

　　历史上大约还不曾有过像明太祖朱元璋这样一位要把百姓牢牢绑在土地上的
皇帝。他一再申令「不许片板下海」，这固然包含著国防的目的，但他也深深懂
得，只有把全体人民牢牢地捆缚在土地上，他的王朝才是巩固的，他对离开土地
的人深痛恶绝，一律迁之远方，明朝法律规定，任何人外出必须持有证件，否则
关卡查获立即送官。　

　　流动，迁徙，贸易都被窒息。土地和专制把中国人捆死了，几百年下来，中
国人怎么还能懂得自由和贸易呢？

　　十五世纪对于整个人类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世纪。人类开始把眼睛从大
陆移向海洋。　不管是对东方，还是对西方，历史都公平地让它们进行一次选择。　
无论是太平洋，印度洋，还是大西洋，都对大陆上的民族敞开著胸膛。　

　　站在十五世纪的门槛上面对著大海，这个在大陆上待惯了的华夏民族，将作
出怎样的选择呢？

　　公元一四零五年，一支十五世纪全世界无与伦比的庞大的船队，乘著强劲的
东北季候风，浩浩荡荡离开福建五虎门，在历史给予的大选择前，率先驶向了太
平洋。一直到今天，人们还在对这支船队的远航目的猜测纷纭。　

　　由郑和率领的这支船队，前后二十八年中，七下西洋，足迹遍于东南亚和南
亚，又横渡印度洋，航程远达阿拉伯和东非海岸。　

　　然而，人类历史还不曾有过这样一次毫无经济目的的大规模航海活动。它是一
次几乎纯而又纯的政治游行，它要施恩于海外诸国，以表达中国皇帝对它们名义上
的最高宗主权。多么慷慨温和的君子国行为呵。黑格尔说，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
和贸易。可是，太平洋邀请来的中国人，竟是所谓“正其谊而不谋其利”的谦谦君
子。中国人即使来到海上也还是不能超越陆地上那种有限的思想和行动和圈子。历
史选择了中国人，而中国人却不能选择历史。仅仅几十年后，代表著弱小的资本主
义的四艘小帆船，葡萄牙人达迦马的率领下，为寻找财富和市场驶入了印度洋。那
时，庞大的郑和船队已经从太平洋和印度洋上消失的无影无踪了。而欧洲人却开始
了地理大发现的伟大探险。
　

　　这既是一种历史的巧合，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亚细亚，这个太阳升起的地方，这个世界历史的创始之地，由于这次历史大选
择的坐失良机，太阳将不再升起。　

　　曾经在这个星球上遥遥领先中国文明，也因此不得不接受屈辱和被动的命运。　

　　将近五百年后，北洋水师在黄海，与日本海军展开的甲午大海战中全军覆没。
无论是丁汝昌还是邓世昌，他们的悲剧性的失败，其实早在戚继光和郑和的时代就
已经注定了。　

　　几千年来，中国东南方的太平洋一直是沉默的。　一旦太平洋的狂涛，载著西
方列强的军舰，和比军舰更有威力的新思想新文化呼啸而来的时候，中国人已经没
有还手之力了。　

　　这来自西方得及海啸，决不象过去从蒙古高原洪水般冲决下来的游牧文化，泛
滥一阵便很快退的无影无踪。　海上来的是一种新文明，古老的华夏农业文明再也
不可能同化它了。于是，种族危亡和文明危机同时爆发了。　

　　救民族之危亡，势必拒寇于国门之外，但是，救文明之衰微，又必须打开国门，
对外开发，迎接科学和民主的新曙光。这极为矛盾的救亡与近代化的双重变奏，
近几百年来交替书写著中国畸形的历史，真是错综复杂，头绪万分，剪不断，理还
乱，让中国人付出了无数沉重的代价代价！古老而孱弱的农业文明，逼得我们的祖
先只知道用靡费而不中用的长城来保卫自己的果实，逼得他们即时走到海上也不懂
得贸易和竞争。这种文明的萎缩，如今已经萎缩著整个华夏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我们再也不能失去命运赐予的任何一次机会了。　

　　今天，我们已经变得聪明多了。　

　　如果说，中国已经放弃了历史的选择，那么我们再也不会拒绝选择了。　

　　如果说，命运并不是宿命，那么我们再也不会听任它的摆布了。　

　　我们已经看到，黄河东流万里，最终还是流入大海。　

　　我们不再拒绝大海的邀请了。　
第三集：灵光

　　人类已经进入太空时代。　

　　那一批批率先登上月球的宇航员们，大约也是这个时代最得意的佼佼者。可是，
他们几乎都是欧罗巴人。　

　　王赣骏博士是世界上第一位进入太空轨道的华人。他在航天飞机上七分钟就掠
过了神州大地。于是，他成为炎黄子孙的骄傲。故土对他的迎接是何等隆重呵。　

　　可能连中国人自己都快忘记了，将近五百年前，明朝有个叫万虎的人，把自己
绑在四十七支火箭上，想飞上天去。　他在一声巨响中被炸得粉碎。应该说，那是
同五百年后的“挑战者一号”一样悲壮的。难怪天文学家们要用万虎的名字，给月
球上的一座环形山命名。

　　公元一世纪前后，东西方有两位大天文学家同时在世。罗马帝国的托勒玫创立
了他那伟大的地心说，而东方汉帝国的太史令张衡，制造了一台水运浑象，那简直
就是把托勒玫的地心说变成了模型。但是，浑天学说离地心说，毕竟还差了一步。
就这一步，中国人再没能迈过去。

　　那曾领先了上千年的中国文明之光，怎么到十七世纪以后就暗淡下去了呢？
一个如此聪明的民族，为什么会变得迟钝和衰老起来？我们昨天曾经拥有，今天才
发现失去了的，究竟是什么呢？

　　文明的源头已经湮没在一片浑沌之中。能让我们记得起来的，是春秋晚期那个
百家争鸣的伟大时代。孔子，老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等，诸子百家，灿若群
星。偏偏在那个时代里，东西方都出现了圣贤大哲。　

　　当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在喜马拉雅山的那一边，释迦牟尼创立了佛教。　

　　当齐宣王创办稷下书院，汇集各派学者的同时，柏拉图也在地中海的雅典办了
一个学院，亚里士多德就在那里学习。　

　　今天的哲学家称那个时代是世界文化的轴心时代。那时产生的各种思想，至今
还影响著人类。　

　　公元六十五年，一个中国皇帝梦见了释迦牟尼，这便引起了喜马拉雅山两侧的
人类两大古老文明的相遇，导致了将近八个世纪的文化大融合。一位西方学者曾经
这样说过：人类的奇遇中最引人入胜的时候，可能就是希腊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
文明相遇的时候。　

　　(洛阳龙门奉先寺卢舍那大佛)

　　这张丰腴秀美的脸庞，这双夺人心魄的眼睛，这副雍容大度的气派，使至今每
个第一次站到它面前的人，都会在霎那间被震撼。　

　　这颗顶著螺形发□的举世闻名的巨大头颅，而今几乎成为中国佛教艺术乃至东
方文明的象征。　然而，据专家们考证，它的那只鼻子是典型的古希腊雕法。远隔
重洋的东西方，就有如此异曲同工之妙。　

　　卢舍那以君临一切的气派端坐在这里，它是一座东方的雅典娜。　它是一个当
之无愧的峰巅。它那神秘的，若有所思的微笑，仿佛正是一个决不拒绝外来文化的
民族在自信地微笑。这就是盛唐气象。　
(演播室。学者谈盛唐文化精神)

　　叶朗(北京大学教授)：明代戏曲家汤显祖称唐代是“有情之天下”，这就是说
唐代社会有助于文化的发展，更适合人性的发展。李白如果不是生活在唐代，天才
就得不到发挥。　看一个民族的自信心，生命力和创造力的表现，很重要的一个方
面，就是看它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是拒绝的，还是开发接受的。　

　　举世无双的卢舍那，永远说不完道不尽的卢舍那，是我们的奇迹和骄傲，但是，
今天当我们面对它的时候，是否认真地想过：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和精神造就了它
的完美和博大？我们为什么再也造不出第二个来呢？

　　如果说，文学艺术是在唐朝达到高峰的，那么中国的科学技术则是在宋代最成
熟。寻找中国科技史的轨迹，往往会发现各项发明创造的主焦点都在宋代。　

　　人类第一批炸药的试验场就是宋金交战的中原大地。　最迟在公元一千年左右
中国人已经能够用弩炮来发射"炸药"了，可万万没有想到，同样是中国人，八百年
后竟会在洋人的坚船利炮之下，一败涂地。　

　　公元七五一年，中国同阿拉伯人的穆斯林在塔拉斯河大会战。唐朝的惨败使中
国再也没能力回到中亚去。　但这场战争却在科学史上意义重大。数万被俘的唐朝
人给阿拉伯人，西方人带去了造纸技术。接著，活字印刷术，罗盘和火药相继从中
国传到中世纪黑暗的欧洲，在那里石破天惊。中华民族智慧凝成的伟大发明，竟使
欧洲封建社会赢得了继希腊以来又一次技术发展高峰。正是因为站到了这个高峰上，
西方到十七世纪便把一直遥遥领先的中国抛到后面去了。　

　　然而，四大发明在它们的家乡却是命运不济。最早点燃了那征服星空的火焰的
中国人，没能成为最早飞向宇宙的人。火箭和花炮几百年一贯制，至今还只发挥著
驱鬼辟邪和热闹喜庆的功能。纸和印刷技术这种不可估量的通讯传播手段，在史集
浩瀚，藏书成风的中国，一千年也没能酿成知识爆炸，到头来还是西方反过来向我
们输入了铅印技术。尽管沈括早在公元十一世纪就在“梦溪笔谈”里描述了罗盘针
和磁偏角现象，可中国从来没能成为海上强国，倒是西方列强依靠罗盘针的指引逼
到了我们的家门口。　。　。　到底是一种什么力量如此捉弄中国人呢？

　　(演播室。　学者谈近代科学革命为什么没有发生在中国。　)

　　刘青峰(中国科学院副研究员)：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达，其实主要是技术发达。
四大发明都是技术发明，而且不是一般的技术，是和国家大一统有关，与封建地主
经济相适应的那种大一统型技术，如通讯，水利和军事等。它给中国古代科学戴上
了枷锁，它很难实现转移。另外，从文化角度看，中国古代的有机自然观，直观外
推式的思维方法，还有一个伦理中心主义，可能都对中国古代科学有影响，这方面
我们研究得还很不够。　

　　今天回想起来，十六，十七这两个世纪，的确是令中国人十分心酸的二百年。
西方人研究星辰，人体，杠杆和化学物质，中国人则研究书本，文字和故纸堆。因
此胡适曾说道：中国的人文科学所创造的是更多的书本上的知识，而西方的自然科
学，却创造了一个新世界。　

　　于是，十七世纪以后，那个新世界要来叩一叩古老东方紧闭著的大门了。摆脱
了中世纪蒙昧主义的基督教，以充满活力的姿态，带著一种全新的文明，从海上来
了。　如果说，一千五百年前是中国皇帝主动去请印度高僧的话，如今的“西方高
僧”却是不请自来了。这位深目高鼻，满脸胡须而又一身儒服打扮的人，就是大名
鼎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他在一五八二年来到中国，一六一零年死于北京，坟
墓至今还在北京。　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我们一直把他说成是“西方文化侵略
的工具”。其实，既然中国历史能够给予支谦，鸠摩罗什那些印度传教者以很高的
地位，为什么就偏偏要歧视这位西方高僧呢？这恐怕正是因为对这第二次外来文化
的冲击，中国已经没有往日汉唐那样的胸襟和气度了。　

　　(圆明园大水法那猎犬逐鹿的喷水雾)

　　这里曾经是清代的皇帝和後妃们最喜欢来玩的地方，这座举世闻名的皇家公园
是乾隆十二年由意大利人郎世宁设计的。　

　　皇上和娘娘也厌倦了东方式的亭台楼阁和皇苑中的假田园风光，愿意到这儿来
看看西洋景。　中国的皇帝似乎也绝不会拒绝西方示的享乐，这情形，颇像今天我
们有些人虽然要批判西方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自己却绝不会拒绝受用那些超豪华
轿车和高级消费品一样。　糟糕就糟糕在清朝皇帝们还要用高大的石墙把这围起来，
派手持大刀和梭标的八旗军队看护住他们的梦境。他们还要把国门也给锁起来，把
几千里长的海岸线和通商口岸也统统关闭，让大刀，梭标，土炮和血肉之躯去抵挡
隆隆驶来的铁甲兵舰。　

　　结果，梦毁了。　

　　现代的中国人，常常很喜欢凭吊北京的两处历史遗迹：他们中间一些人，总把
长城视为强大和兴盛的象征，等上长城，就扬眉吐气，天下也为之渺小；而来到圆
明园这堆不堪入目的石头残骸前，他们痛心，他们切齿，当然，他们也发愤，他们
要雪耻。　亲爱的同胞,您思考过这两处遗迹之间的因~果联系吗？

　　中国科学技术和文化灵光，能够帮助西方创造了历史的新纪元，为什么来自
异域的文化和科学之光，在中国始终只是若隐若现呢？

　　中国正在思索。　

　　青年们正在诘问历史。　

　　(古老悠久，文物繁盛的中原大地)

　　这块土地的西南角上，长眠著中国历史上三位彪炳史册的杰出人物，他们身
后的待遇却是那么的悬殊，在中国历史给予这三个人的尊崇和冷漠之间，仿佛就
把历史的奥秘展示给我们了。(南阳城西卧龙岗上的武侯祠。殿宇亭台，雕梁画
栋，苍松翠柏，碑刻题记，蔚为壮观。)南阳东关医圣祠。张仲景那个"长沙太守
"的头衔，在墓碑上赫然冠于"医圣"尊号之前)三个人里最为寒酸冷落的，要数南
阳城北的张衡墓。张衡是一位世界级的大科学家，而且还是东汉屈指可数的大文
豪之一，在当今国外的一些著名学府里都有他的塑像，可是在他的祖国，到底不
过是一个科学知识分子和作家的形像，引不起人们格外的敬重，死后有一堆黄土
足矣--张衡墓至今仍寂寞地躺在南阳石桥镇一方农田的角落里，与他作伴的，只
有庄稼和青草。　要不是他曾经当过几天太史令和尚书一类的御用文人官，恐怕
连这堆埋骨头的土丘，也未必能延挨到今天吧。　

　　有谁见过一生布衣的大科学家祖冲之和宋应星的墓冢吗？

　　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而今虽然终于免除了"臭老九"的厄运，身价仿佛
比过去也高了些，但经济上的窘迫寒酸和精神上的扭曲压抑仍然伴随著他们。他
们英年早逝的噩耗不断传来，沉重的负担正把最优秀的中年知识分子一批批断送
掉。　

　　更为可怕的是，在这个尊崇孔夫子牌位的文明古国中，教师的地位竟沦落到
非常卑贱的境地，老的一代已经蜡炬成灰，油灯将尽，新的一代却再也不肯去步
他们的后尘。　教育危机成为中国最紧迫的危机。　一曲"神圣忧思录"，使多少
中小教师和知识分子怆然泪下。　

　　这些可以把闪闪烁烁的灵光变成太阳的人们，身单体薄，面容削瘦，在斗室
中构思著人类文明的银河系中那些必将属于中国人的新的星座。　

　　人类中没有任何一种职业的人，比他们更需要自由的空气与无限的空间。　

　　如果给他们的精神插上一座黑色的十字架，或者压上衣段灰色的长城，那么
，灵光将永远不会变成太阳！但愿历史不再捉弄中国的知识分子。　

　　这是我们今天深深的祝愿！
]]> https://ameblo.jp/iam0618/entry-10316075408.html Fri, 07 Aug 2009 18:36:56 +0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