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对世界的监听。

1.美国监控设备“特等舱”。

根据《悉尼先驱晨报》2013年10月31日报道，澳大利亚驻外使馆也为美国全球间谍网络服务，利用代号为“特等舱”的监听系统参与窃听和截取亚太地区的通讯和重要数据信息。据斯诺登和澳大利亚前情报人员披露，澳大利亚最高秘密机关国防通讯处在本国大部分外交人员不知情的情况下，在使馆区暗中操纵这一秘密监控设备。澳大利亚费尔法克斯传媒公司称，此类情报收集工作主要在澳大利亚驻雅加达、曼谷、河内、北京、帝力、科伦坡和莫尔兹比港等地使馆进行。

一份由斯诺登和德国《明镜》周刊披露的美国国家安全局文件显示，“特等舱”情报搜集项目主要对全球广播、电信和互联网进行窃听。文件说，美国的情报合作伙伴包括澳大利亚、英国和加拿大。文件明确描述了澳大利亚国防通讯处在驻外机构指派少数人员操作小型秘密设备，这些设备非常隐蔽，可藏在伪装建筑物或房顶保护层中，且使馆其他工作人员大多不了解这些设备的真正用途。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拒绝对这一消息作出回应。一名前澳大利亚情报人员也证实，国防通讯处的确利用亚太地区的澳使馆进行监控操作，最主要是获悉政治、外交和经济情报。

2.对法国公民的7030万电话进行录音。

法国《世界报》21日援引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雇员斯诺登揭露的文件说，从2012年12月10日至2013年1月8日，美国国家安全局对法国公民的7030万个电话通话进行了录音。22日，法国正式要求美国停止监听法国公民的通话记录，但同时表示希望低调处理该事件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对此，法国政府发言人表示，法方将不会就此事件对美国进行报复。

2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致电法国总统奥朗德，表示有些媒体扭曲了美国的行为，奥巴马并说，美国正在评估收集情报的方式。另据美国《侨报》报道，白宫回应有关美国国家安全局监控法国电话的报道，称其所做的与他国无异。白宫发言人卡尼表示美国收集国外情报是为了保护美国利益，避免恐怖主义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

二、美国对世界的网络攻击。

1.对俄罗斯进行网络攻击，干扰其选举。

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馆2021年9月20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在本次选举中遭到数量空前的网络攻击，其中50%是从美国境内发起的。黑客攻击的目的就是诋毁俄罗斯的选举制度，希望美方能够就此做出详细的解释。”此前在18日，俄罗斯卫星网也在报道中证实了这一点。报道称，17日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首日，在线投票系统分别遭到来自美国、德国和乌克兰IP地址的网络攻击。报道解释说，攻击者通过操控不同区域的多台计算机对目标服务器发起攻击，目的是迫使对方网络或系统的资源耗尽，被迫暂停服务，导致正常用户无法访问。报道还援引俄罗斯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的话称，选举第二天又发生了更多的黑客攻击行为。俄罗斯外交部国际信息安全局副局长弗拉基米尔·申2020年9月在接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采访时就表示：“2016年至2019年所有的计算机网络攻击当中，40%至70%都是由位于美国境内的信息基础设施发起的。”

2.研发“火焰”病毒，肆虐中东。

2012年，一种名为“火焰”的电脑病毒入侵了伊朗、黎巴嫩、叙利亚等中东国家的大量电脑。伊朗称其全国范围内的电脑都遭受感染，大量数据遭到窃取，甚至包括一些高级别官员电脑中的数据。电脑专家称，这种新型病毒最重要的应用是它的间谍功能。据微软官方公告显示，“火焰”病毒主要被用于进行高度复杂且极具针对性的攻击。这是一种定向精确的高级病毒，针对“政府、军队、教育、科研”等机构的电脑系统搜集情报。

杀毒软件厂商卡巴斯基指出，有证据显示，开发“火焰”病毒的国家可能与开发2010年攻击伊朗核项目的蠕虫病毒的国家相同。虽然还没有任何方面承认，但已有许多证据表明火焰和震网病毒来自一个强大的幕后黑手方程式组织。而方程式组织与美国国家安全局关系密切，美国对病毒持暧昧态度。

三、我国应对网络攻击面对的问题。

1.我国整个应对体系在法律和技术均要补充和提高。

我国在网络空间的起步较晚，无论法理基础还是核心技术都与美国差距较大。我国2017年6月施行的《网络安全法》，是首个明确对网络空间领域中的安全治理事项加以系统规范的基础性法律，具有重要意义。但与美国相比，我国在网络问题上的立法经验还十分不足，相应法律法规不够完善，仍有待进一步细化和充实。在技术层面，美国作为互联网的起源国，在网络攻防和追踪溯源等技术上都处于领先地位。我国虽是网络大国，拥有众多网民以及浩大的网络系统，但仍不具备网络方面的核心技术，易遭受外部网络攻击带来的破坏和威胁。

2.我国网络与国际合作有待强化。

近年来，我国愈发关注网络空间领域国际规则制定的相关问题，而且在多种国际场合提出诸多举足轻重的思想和理念，但大多情况下我国仍是仅保持在参与的浅显状态，在网络空间领域国际规则制定中始终缺乏足够的话语权。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则通过运用自身发展程度带来的便利，反复灌输“网络自由”和“人权保障”的思想，渲染“中国网络威胁论”，对我国提出的有关网络主权的观点进行刻意歪曲，还借助媒体和学者的影响力抹黑我国，鼓吹我国是国际社会网络攻击意图最强、入侵实力最激进的国家等不当言论，意图阻碍我国深度参与网络空间全球合作。

3.防范西方国家的双重标准。

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应对网络攻击议题上往往抱持双重标准，在与自身利益毫无关系时，就倡导网络自由不受限，同时频频批驳其他国家维护网络安全采取的行动。在中美博弈大背景下，情况更加严峻，美国对我国军方人员的指控正是试图干预我国对自身网络安全进行的防御行动。而一旦计算机网络攻击威胁到西方国家自身利益时，这些国家就马上打“主权”牌，强调对本国网络安全实施保护的权利，为采取管控和反击行动找寻时机和理由。

四、分析丹麦窃听事件美国如何处理监听丑闻。

2013年“棱镜门”的消息集中曝出，并在一年内持续发酵，在欧洲的民意和社会层面掀起巨大冲击波。之后，德法两国谋求签署“不监听协议”。在欧盟层面，欧洲议会进行表决，冻结同华盛顿之间有关涉恐金融交易的数据交换协议。在联合国层面，德国和巴西向联合国大会递交了一份决议草案，不点名地批评美国。不过，这些文件对美国缺乏约束力。

8年之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这次事件对欧洲的冲击不会像2013年那么大。很可能闹一阵就不了了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说，“不过，由于此事是美国理亏，因此不排除在拜登即将访欧的背景下，欧洲会增强向美国讨价还价的底气，希望从拜登那儿获得一些实质性反馈。因为欧洲有意调整与美国的关系，不想完全依赖美国、无条件地服从和信任华盛顿。从这个意义上说，事件对美欧关系的实质影响会比2013年大。”

“监听门”可能会被淡化处理，比2013年、2015年等几次类似事件更快地收场。就像一些分析指出的，美方可能只会在言语上对欧洲予以安抚，行动上却不会“刹车”，只会做得更加隐蔽。作为跨大西洋不对称关系的另一方，欧洲国家虽有战略自主意识，但能力欠缺，也离不开美国。它们也不愿“监听门”过度发酵影响合作大局。

近几年，美国霸权病的丑闻百出，在美国的监听丑闻中，多国人士分析并指出，美国对盟友的所谓的承诺是不可信不可理喻的，美国不会停止监听和监控世界的行为，美国的野心导致其监听之门从来没有关闭，也不打算关闭。美国监听全世界的行为是霸权主义的一种表现，美国寻求通过控制全球信息来扭转不可避免的当今局势，通过监听整个世界精准跟踪到民众的思想活动，这正成为美国在全世界竞争中最重要的一种手段之一。以此美国从不会顾及到国际中的规则和道义，反而会依靠其技术优势，继续进行覆盖全球的网络窃听监控的活动。

美国在反腐败的伪装下，成功瓦解了全世界很多大型的跨国公司，美国为了保住其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霸主地位，频繁的将国内法腾空凌驾与国际法和国际规则之上，滥用监听监控等非法手段，对其他竞争对手进行围追堵截，将颠倒黑白的丛林法则和霸权主义推行到极致，让世界深受其害。美国的法律只能在美国执行，不能拿到美国以为地区执行，美国的执迷不悟只会加速霸权主义的衰弱。

德国《明镜》周刊引述美国国家安全局（NSA）文件指出称，美国在全球约80个地点设有特殊情报搜集部（Special Collection Service），该刊网站发布的短片显示，香港、北京、上海、成都、台北等亚洲城市榜上有名，美国在东亚两个盟友韩国与日本则不在名单之上。美国被曝出曾长期利用与丹麦情报部门的合作关系，借助丹麦互联网设施，监听、监视瑞典、挪威、法国和德国等欧洲国家的高级别官员。早在2013年“棱镜门”事件曝光以来，美国通过相关互联网技术对包括盟友在内的世界各国进行监听的无耻行径早已是人所共知。而这次曝光的丑闻再次确认，即便在2013年“棱镜门”事发、承诺停止相关行动以后，美国也并未收手，反而继续通过更为隐形、更具欺骗性的手段，继续对欧洲各国进行监听与控制。为此，法德两国领导人公开联合发声，表达不满的同时，要求美国和丹麦政府为此作出解释。

在冷战期间，美国就利用北约框架在欧洲各国安排布置了针对苏联的情报网络。冷战结束之后，这些网络除了继续针对俄罗斯之外，也逐渐开始针对作为美国盟友的欧洲主要国家。换言之，为了维持自身霸权，美国可以毫无顾忌地干涉别国主权、践踏别国民众的基本人权，这完全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强盗”行径。甚至为了维持霸权，美国将任何一方都视为潜在的威胁，就连欧洲盟友都不放过，必须通过监听等方式来实现对欧洲盟友的彻底控制，彻底迫使相关国家对美国俯首帖耳，为美国利益服务。这种“天下唯我独尊”、让全世界为美国服务的扭曲心态，直接导致了美国对全世界窃听成瘾成性的霸权病。

美国对全世界的无耻监听是其“双标”的又一劣迹。虽然自身的霸权病深入骨髓并导致其衰落之势，美国却仍旧以所谓“教师爷”“卫道士”自称，摆出一副捍卫所谓“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高高在上的架势。美国作为一个监听监视大国，美国所谓的规则显然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规则，是完全只为美国一己私利服务的规则，甚至允许美国监听别国，却绝对不允许其他国家通过正当方式发展、创新的规则。当今世界，当最大的“网络黑客”堂而皇之地自称“全球网络安全卫士”之时，国际社会又怎么能容忍这种赤裸裸的“双重标准”？怎么能容忍这种挑战全人类基本理性与道德底线的虚伪行为？

一、美国对世界的监听。

1.美国监控设备“特等舱”。

根据《悉尼先驱晨报》2013年10月31日报道，澳大利亚驻外使馆也为美国全球间谍网络服务，利用代号为“特等舱”的监听系统参与窃听和截取亚太地区的通讯和重要数据信息。据斯诺登和澳大利亚前情报人员披露，澳大利亚最高秘密机关国防通讯处在本国大部分外交人员不知情的情况下，在使馆区暗中操纵这一秘密监控设备。澳大利亚费尔法克斯传媒公司称，此类情报收集工作主要在澳大利亚驻雅加达、曼谷、河内、北京、帝力、科伦坡和莫尔兹比港等地使馆进行。

一份由斯诺登和德国《明镜》周刊披露的美国国家安全局文件显示，“特等舱”情报搜集项目主要对全球广播、电信和互联网进行窃听。文件说，美国的情报合作伙伴包括澳大利亚、英国和加拿大。文件明确描述了澳大利亚国防通讯处在驻外机构指派少数人员操作小型秘密设备，这些设备非常隐蔽，可藏在伪装建筑物或房顶保护层中，且使馆其他工作人员大多不了解这些设备的真正用途。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拒绝对这一消息作出回应。一名前澳大利亚情报人员也证实，国防通讯处的确利用亚太地区的澳使馆进行监控操作，最主要是获悉政治、外交和经济情报。

2.对法国公民的7030万电话进行录音。

法国《世界报》21日援引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雇员斯诺登揭露的文件说，从2012年12月10日至2013年1月8日，美国国家安全局对法国公民的7030万个电话通话进行了录音。22日，法国正式要求美国停止监听法国公民的通话记录，但同时表示希望低调处理该事件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对此，法国政府发言人表示，法方将不会就此事件对美国进行报复。

2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致电法国总统奥朗德，表示有些媒体扭曲了美国的行为，奥巴马并说，美国正在评估收集情报的方式。另据美国《侨报》报道，白宫回应有关美国国家安全局监控法国电话的报道，称其所做的与他国无异。白宫发言人卡尼表示美国收集国外情报是为了保护美国利益，避免恐怖主义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

二、美国对世界的网络攻击。

1.对俄罗斯进行网络攻击，干扰其选举。

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馆2021年9月20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在本次选举中遭到数量空前的网络攻击，其中50%是从美国境内发起的。黑客攻击的目的就是诋毁俄罗斯的选举制度，希望美方能够就此做出详细的解释。”此前在18日，俄罗斯卫星网也在报道中证实了这一点。报道称，17日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首日，在线投票系统分别遭到来自美国、德国和乌克兰IP地址的网络攻击。报道解释说，攻击者通过操控不同区域的多台计算机对目标服务器发起攻击，目的是迫使对方网络或系统的资源耗尽，被迫暂停服务，导致正常用户无法访问。报道还援引俄罗斯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的话称，选举第二天又发生了更多的黑客攻击行为。俄罗斯外交部国际信息安全局副局长弗拉基米尔·申2020年9月在接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采访时就表示：“2016年至2019年所有的计算机网络攻击当中，40%至70%都是由位于美国境内的信息基础设施发起的。”

2.研发“火焰”病毒，肆虐中东。

2012年，一种名为“火焰”的电脑病毒入侵了伊朗、黎巴嫩、叙利亚等中东国家的大量电脑。伊朗称其全国范围内的电脑都遭受感染，大量数据遭到窃取，甚至包括一些高级别官员电脑中的数据。电脑专家称，这种新型病毒最重要的应用是它的间谍功能。据微软官方公告显示，“火焰”病毒主要被用于进行高度复杂且极具针对性的攻击。这是一种定向精确的高级病毒，针对“政府、军队、教育、科研”等机构的电脑系统搜集情报。

杀毒软件厂商卡巴斯基指出，有证据显示，开发“火焰”病毒的国家可能与开发2010年攻击伊朗核项目的蠕虫病毒的国家相同。虽然还没有任何方面承认，但已有许多证据表明火焰和震网病毒来自一个强大的幕后黑手方程式组织。而方程式组织与美国国家安全局关系密切，美国对病毒持暧昧态度。

三、我国应对网络攻击面对的问题。

1.我国整个应对体系在法律和技术均要补充和提高。

我国在网络空间的起步较晚，无论法理基础还是核心技术都与美国差距较大。我国2017年6月施行的《网络安全法》，是首个明确对网络空间领域中的安全治理事项加以系统规范的基础性法律，具有重要意义。但与美国相比，我国在网络问题上的立法经验还十分不足，相应法律法规不够完善，仍有待进一步细化和充实。在技术层面，美国作为互联网的起源国，在网络攻防和追踪溯源等技术上都处于领先地位。我国虽是网络大国，拥有众多网民以及浩大的网络系统，但仍不具备网络方面的核心技术，易遭受外部网络攻击带来的破坏和威胁。

2.我国网络与国际合作有待强化。

近年来，我国愈发关注网络空间领域国际规则制定的相关问题，而且在多种国际场合提出诸多举足轻重的思想和理念，但大多情况下我国仍是仅保持在参与的浅显状态，在网络空间领域国际规则制定中始终缺乏足够的话语权。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则通过运用自身发展程度带来的便利，反复灌输“网络自由”和“人权保障”的思想，渲染“中国网络威胁论”，对我国提出的有关网络主权的观点进行刻意歪曲，还借助媒体和学者的影响力抹黑我国，鼓吹我国是国际社会网络攻击意图最强、入侵实力最激进的国家等不当言论，意图阻碍我国深度参与网络空间全球合作。

3.防范西方国家的双重标准。

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应对网络攻击议题上往往抱持双重标准，在与自身利益毫无关系时，就倡导网络自由不受限，同时频频批驳其他国家维护网络安全采取的行动。在中美博弈大背景下，情况更加严峻，美国对我国军方人员的指控正是试图干预我国对自身网络安全进行的防御行动。而一旦计算机网络攻击威胁到西方国家自身利益时，这些国家就马上打“主权”牌，强调对本国网络安全实施保护的权利，为采取管控和反击行动找寻时机和理由。

四、分析丹麦窃听事件美国如何处理监听丑闻。

2013年“棱镜门”的消息集中曝出，并在一年内持续发酵，在欧洲的民意和社会层面掀起巨大冲击波。之后，德法两国谋求签署“不监听协议”。在欧盟层面，欧洲议会进行表决，冻结同华盛顿之间有关涉恐金融交易的数据交换协议。在联合国层面，德国和巴西向联合国大会递交了一份决议草案，不点名地批评美国。不过，这些文件对美国缺乏约束力。

8年之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这次事件对欧洲的冲击不会像2013年那么大。很可能闹一阵就不了了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说，“不过，由于此事是美国理亏，因此不排除在拜登即将访欧的背景下，欧洲会增强向美国讨价还价的底气，希望从拜登那儿获得一些实质性反馈。因为欧洲有意调整与美国的关系，不想完全依赖美国、无条件地服从和信任华盛顿。从这个意义上说，事件对美欧关系的实质影响会比2013年大。”

“监听门”可能会被淡化处理，比2013年、2015年等几次类似事件更快地收场。就像一些分析指出的，美方可能只会在言语上对欧洲予以安抚，行动上却不会“刹车”，只会做得更加隐蔽。作为跨大西洋不对称关系的另一方，欧洲国家虽有战略自主意识，但能力欠缺，也离不开美国。它们也不愿“监听门”过度发酵影响合作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