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奥别多菲尔是马思陪在法国的第5位音乐老师，教小提琴。在马思聪写的《童年追想曲》中认为：是奥别多菲尔让自己在技术方面及表情方面有了很大的提升，并且承认自己的所得直接或间接都由他所赐。而第6位音乐老师是毕能蓬，也是马思聪在法国的最后一位老师，教他作曲。在1942年《新音乐》的第5卷第1期中这样说：‘没有他，我或许会走上虚浮的道路，徘徊在不成熟、不完整的歧途上，或者要浪费很大的气力与精神去寻一条确切的路线。毕能蓬先生不只是我的和声学、作曲法的教师，他同时是我整个艺术修养的指导者。’——《爱国的‘叛国者’ ——马思聪传》新疆版第58、61、64、82页。

2、《思乡曲》是马思聪1937年在中央大学时期创作的，它奠定了马思聪作为一代作曲家在中国音乐界的地位。《思乡曲》出自马思聪的《内蒙组曲》，其曲由三首组成，分别是《史诗》《思乡曲》《塞外舞曲》。——《爱国的‘叛国者’ ——马思聪传》新疆版第105、112页。

3、1939年10日，马思聪在重庆认识了李凌，而李凌是负责统战工作的，受命于周恩来。1940年后，李凌与马思聪走很近，关系最为密切，按李凌的话说是‘革命战友’（当香港地下党创办的‘中华音乐学院’院长、拒绝司徒步雷登的去美国任教的邀请、拒绝 《剿共宣言》上的签字，以及从香港北上，马思聪是有他个人的政治野心的）。——《跋涉人生——李凌音乐人生回忆录》第42、43页。

4、1949年7月，马思聪出席第一次文代会。9月，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10月1日，参加开国大典。12月18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对音乐学院正式命名为中央音乐学院，任命马思聪为院长，吕骥、贺绿汀为副院长。1949年11月上旬，出访苏联，出席十月革命纪念庆典，担任中苏友好协会总理事。1951年，作为新中国音乐代表团团长，领队去捷克，参加‘布拉格之春’国际音乐节。1953年4月，参加赴朝慰问文艺工作团，任第一总分团副团长。1956年3月，出访波兰，担任第九届国际萧邦钢琴比赛评委。1957年11月，赴苏联出席‘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1958年3月，第3次出访苏联，任柴可夫斯基钢琴小提琴比赛评委会副主席（《马思聪最后二十年》中第70页，时间为1963年春，而《马思聪年谱》《爱国的‘叛国者’ ——马思聪传》均为1958年3月，维基百科等资讯显示‘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始于1958年，因此，1963年春应该属于当事人的记忆错误。对于这次的去苏联，马瑞雪道出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莫斯科举行柴可夫斯基音乐比赛会，指定要父亲去当评审会的副主席。当时国内有关部门把信扣压下来，和苏联方面争执了一个月，等父亲收到邀请信时，离比赛会只剩上一个礼拜。结果，父亲在莫斯科受到隆重地欢迎。——《马思聪最后二十年》第70页）1964年12月，被选为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河北）。——《爱国的‘叛国者’ ——马思聪传》新疆版第169、170、172、173、440、441、442页，《马思聪年谱》第90、93、95、117、119、134页，《马思聪最后二十年》第64、70页。

5、1957年秋，马思聪进入内定的右派分子的名单，周恩来知道了，从‘内定’名单圈去了马思聪的名字。——《马思聪年谱》第114页。马思聪在中央音乐学院的级别是‘高教一级’，每个月的工资是360元，3年所谓的‘自然灾害’其间，每月学校又给他补助了200元的工资，自然灾害过去了，补助依然没有取消，一直发到文革初期。­——《爱国的‘叛国者’ ——马思聪传》新疆版第167页。1985年3月10日，马思聪与妻子在写给李凌、金帆的信中说：我们是直到读了文件才知道我原来是‘叛国投敌’（详见15注释）。真想不到一介书生，满脑子音符的人，竟然会得到这样一个‘了不起’的称呼。——《马思聪蒙难记》第294页、《爱国的‘叛国者’ ——马思聪传》新疆版第353页、《马思聪年谱》第189页、《马思聪》第110页。

6、1966年11月28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取消了对台胞和东南亚侨胞广播而用的开始曲——《思乡曲》，取而代之的是《东方红》。——《马思聪》第83页、《马思聪年谱》第137页。

7、1967年4月12日，马思聪在美国公开露面，发表了著名的——《我为什么逃出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

我是音乐家。我珍惜恬静、和平的生活，需要适宜工作的环境。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热爱和尊敬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我个人所不遭受的一切不平和中国当前发生的悲剧比较起来，完全是微不足道的。眼下还在那继续着的所谓‘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出现的残酷，强暴、无知和疯狂的程度是17年所没有的，也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毁灭中国的知识分子，毁灭中国的文明。我和许多党内外多年以来虽然不是一直掌权，但毕竟是起过很大作用的遭遇是一样的。去年夏秋所发生的事件，使我完全陷入绝望，并迫使我和我的家属像乞丐一样各处流荡，成了漂流四方的‘饥饿的幽灵’。如果说我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有什么越轨的话，那就是我从中国出走了……

记得是去年5月的一个星期天，我第一次听到‘文化大革命’这个词。那一天，我的一个学生例外地没有带小提琴来到我家里，他说往后再也不能继续跟我学习下去了。原因是已经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别人批评了他有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所以，他再也没有勇气拉小提琴了。

过了一些日子，新运动的进展就愈来愈清楚了。炮火对准着一些电影，针对着一部分历史学家和作家。这些人被指责为‘借古讽今’。每天晚上的电视节目，除了无休无止地重播这个或那个类似‘犯罪’的故事外，几乎没有其他内容（这些‘犯罪’后来都相继自杀了）。

说实话，我当时倒也并不感到害怕。有一位朋友也对我说：‘你没有写过什么文章，没讲过错话，你是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我想，我的唯一的‘过错’，只是拿了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薪水，虽然我实际上并不在那儿上班。从1950年起，我被任命为这所学校有名无实的领导人，事实上学校的一切实权是在副院长手里。平时，我教几个学生拉小提琴，其中也包括我的儿子如龙。有时我在北京或者其他地方举行一些音乐会。从1963年以后，西方音乐几乎完全被禁止了，我从此就和妻子女儿们差不多一直待在家里，偶而作一些曲子。

在去年5月，我对于即将展开的新运动还没有丝毫的概念，甚至于我们中的每一个人也意识不到，等待着我们的将是什么。但是，由于过去经常出现紧张的日子，比如在1951、1957年，对于这一切我已经逐渐适应了，也是不得不适应呵！

到了6月初，有人来告诉我，学校已经有人对我贴大字报。一位朋友劝我，为了不使事态扩大，最好先主动自我批评。我的妻子和女儿马瑞雪也赞同他的忠告。我自忖，除了自己缺乏进取心之外，没什么可以认错的。最后，由我的女儿以我的名义写了一个申明，大意是这样：我热情地支持文化大革命，虽然我没承认任何具体的‘罪状’，但我仍表示愿意接受改造。我买了三张黄纸，把声明抄成大字报，标题是《我的决心》。抄好后，我把它带到学校里去了。

那时，红卫兵还未问世。但是那些自称‘革命师生’的人已经给学校的工作带来了混乱，而学校的一切，事实上还是由一位副校长操持。当我带了大字报来到学校的时候，他竟不许我贴出来。我怀疑，他是打算利用我来转移对他的批评。但是，不管怎样打算，都与他的主观意愿相反。因为到了第二天，他就被停职反省了，他仍摆脱不了大字报对他的进攻。接替他的，是一个对音乐一窍不通的姓王的海军军官。几天后，姓王的又失宠，他也犯了错误，因为他企图派警察来制止两派‘革命学生’组织的纠纷和冲突。

当我打算回家的时候，一个附中的学生跑来，要我跟他到他们学校去。到了那儿，我被一群狂暴的少年围住了，他们正在对我写的一个音乐作品嚷嚷些什么。这是我写的关于一位英雄的县委书记焦裕禄的一首悲歌。他为全县人民的利益而死去了。他成为了每个党员的学习榜样。以往，我有时为了避免一些不愉快，也写一些这种类似的作品。不过，对于焦裕禄，我确实是为了赞美他而写这首悲歌。周围的少年很恼怒：‘你为什么写出这么哀伤的曲子？你不配为焦裕禄谱曲！’

后来他们把我押送回家，并送我一捆大字报，命令我张贴在家里并一一阅读，而我却把这些大字报统统塞进了贮藏室里去了。几天后，学校打电话叫我。我一进学校，立即陷入狂吼乱叫的大学生的包围之中。他们疯狂地喊着：‘打倒资产阶级臭权威！’每喊一句口号之后，接着就有人高呼一声‘毛主席万岁！’有一个小伙了竟然意外地高喊‘马思聪万岁！’这显然是他喊失口了，招致所有的人都朝他扑过去。不知谁朝我投来了一个书包，可是没打着我。我只好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我觉得一切都在梦幻之中，一切都显得那么荒谬而可笑。

发生上述事件不久，我们17个人被叫到学校，并通知说：‘送你们去改造和学习。’我们这些人当中除了教授之外，也有学院的行政干部，其中包括副院长兼党委书记赵沨（自1956起，赵沨接替吕骥担任这一职务），许多人是党员。当我见到赵沨时，他好像几天几夜没有睡觉的样子。我们被送到社会主义学院去。这个学院，原来是共产党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地方。现在，这个学院就某种意义上讲，变成知识分子和文艺界知名人士的集中营。在那里，我们遇到各样各式的人物，如画家、演员、音乐家、电影导演、作家以及艺术院校、电影院校的教授，总共约五百人。与我们同住一间的是一位很有名的小提琴家。

从6月中旬到8月初，我在这个地方度过了50多天。日子过得既枯燥又乏味。但幸运的是对我们还不算太过份。我们按军事化编成小队，在军官的看管下，以小队为单位一起读文件进行讨论。在空余时间里，让我们写大字报。有写自己的，写别人的，也有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内当权派——叫做‘走资派。’

一天，我们听说了一条非同小可的新闻：中宣部的常务副部长周扬垮台了，被称为头号‘牛鬼蛇神’。在过去几年中，周扬一直是我们的顶头上司，在许多方面他都起重要作用。比如，使一些西方音乐作品得以在中国演出，便是周扬作出的努力。在中国，除了1962年很短的一段时间除外，德彪西和拉威尔的作品被禁止，二十世纪大部分西方作曲家的作品也被禁止。只有贝多芬、勃拉姆斯、舒伯特和其他古典作曲家的作品能够演出。到1963年以后，西方音乐则全部被禁止了。

文化部为此专门派人来给我们讲关于周扬的一些骇人听闻的‘罪行’。他们说，周扬把自己装扮成毛泽东思想的优秀宣传家，其实，周扬是中国文艺界的头号‘走资派’。此外，又有人告诉我们，说有一群反动分子暗藏武器包围了毛主席居住的中南海。当时，尽管我们星期日还可以回家，但是对院外的消息和事情是非常闭塞的。

有一天傍晚，开来了几辆其它院校和部队的卡车，有一辆写着‘黑帮专用’字样的卡车，装走了电影学院和社会主义学院集训的全部人员。第二天上午十点，我们也被押上卡车，送回中央音乐学院。这是8月3日的事。当卡车刚开进学院大门，就可以看见黑压压的一大群人。我们被推下卡车。我还没来得及站稳脚根，就有人把一桶浆糊倒在我的头上，另一些人就往我身上贴大字报，接着又把写着‘牛鬼蛇神’的纸做的高帽子戴到了我的头上，并在我的颈脖上挂上了一块硬纸板，上面写着‘资产阶级音乐权威——马思聪’。不多久，又添了一块小牌子，上面写着‘吸血鬼’三个字。然后，他们又给我们每人一只搪瓷面盆作为‘丧钟’，让我们拿着一根小棒，一面走一面敲打。我看见赵沨的高帽上写着‘黑帮头子’几个字，还给他穿上了肥大的羊皮袄（为的是骂他是‘披着羊皮的的狼’），当时是北京最炎热的8月里，气温不下于38摄氏度，差点让人昏死过去。

这是一个非常野蛮的场面。那些围攻我们的人就如同疯子一样。他们赶着我们在全院游街，高呼着口号。一路上，他们连推带搡，还往我们身上吐口水。我认出人群中有几我的的学生，他们的脸色变得很难看。最后他们强迫我们在教室的讲台上站成两排，要我们低头，还拼命骂我们。那些被认为罪大恶极的黑帮，排第一排。而那些罪行较轻的牛鬼蛇神，站在后排。后排里有一九五八年参加莫斯科钢琴比赛的凡．克莱本的对手——钢琴家刘诗昆。后来他们把他的手腕脱臼了，使他再也不能演奏。

过后，我们被带到学校后头的一排低萎的小房子，那里以前是琴房。我被投进一个小间，里面只放着一张床，有一面墙几乎全是玻璃镜子。因此，在任何时候，只要看守起来，就可以看见我的一举一动。他们宣称，我们是畜生，把我们像牲口似的任人观看。另一面墙上，用红色颜料写着‘打倒吸血鬼’‘谁不老实碰烂他的狗头！’琴房的门上写着‘黑窝’。

每天我们六点起床，学习毛主席著作或报纸社论。早饭后，从八点起，一直劳动到中午。我们所从事的完全是毫无意义的劳动——整理一堆乱七八糟的碎石头，或者是把破烂从这幢楼搬到另一幢楼。每天下午和晚上，要写自我检查。检查里几乎重复着这些句子：‘我们是赵沨资产阶级黑干将’、‘对我们的斗争和改造是完全必要的’。每天，我们要把这些书面的检查写好，交给我们的看守。

另外，每天早上和晚上，还要我们一起集体唱歌。这首歌叫《嚎唱》，歌词是这样的：

我是牛鬼蛇神，

我有罪，我有罪。

人民对我专政，

我要老老实实。

如果我不老实，

就把我砸烂砸碎！

最使我可怕的是对我们所进行的人身折磨，在任何时候，只要红卫兵高兴了，就可以命令我们低头，然后叫我们用四肢在地上爬行。好几次，他们把我的房间弄的乱七八糟，把书扔了一地，把床翻了一身，把床单撕了，有一个红卫兵抓住我的被子，使劲往屋顶上扔，并大叫‘这是革命行动’。

有时，红卫兵命令我们面墙而立，一直到他们下命令让我们转过来为止。有时候，他们竟把我们忘了，我们只好一动不动地久久地站在那里。有时候，他们还会让我们在烈日下低头，站在那里烤灼。

有一天夜里，我躺下以后，就听见有人在砰砰砰砰地敲门，接着闯进两个红卫兵——一男一女。

‘起来！’他们命令道。

我连忙从床上跳起来，那个小伙子就开始用皮带抽打我，那个姑娘则狠狠打我耳光，朝我脸上吐痰。比起赵沨来，我还算好一点，赵沨被打倒在地上，满身是血。

这一切发生在八月的第二周或第三周，正是红卫兵在北京猖獗到极点的时候。在这段时间里，北京城里发生了许多可怕的事件。在一个中学里，学生把所有的老师都打得半死。

这种闻所未闻的恐怖行动，迫使我的家属逃离北京。出走前，我的家属把我一些未发表的文章和十四部大型作品的手稿，偷偷地移放到我的朋友家中，并且在一个小店变卖了剩下的家什……

——《爱国的‘叛国者’ ——马思聪传》新疆版第15、16、198-205、284页。

8、9、马思聪的二女儿马瑞雪在《马思聪蒙记》中的记述。——《马思聪蒙记》第2、50页。这本书是马瑞雪1967年5月到8月间，在美国《生活》记者的鼓励下写的。——《马思聪蒙记》第6页。《马思聪蒙记》原名叫《黎明之前》，中国大陆出版改名《马思聪蒙难记》。针对这本书，叶永烈在书的最后——《说明》中讲到：‘因为书是在1967年于海外写成的，书中有些字句、有些内容不甚适合今日大陆的情况，征得马瑞雪女士的同意，我对全书作了若干删节。’至于删除了些什么？除叶永烈先生与作者等少数人，其他人就无从知道了。——《马思聪蒙记》第297页。

10、马思聪的自述——《我为什么逃出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中的情节（详见7注释）。——《爱国的‘叛国者’ ——马思聪传》新疆版第204、205页。

11、12、13、文革中，与马思聪一起受难的赵沨、章彦、刘诗昆的回忆。——《爱国的‘叛国者’ ——马思聪传》新疆版第208、209页。

14、马思聪的二女儿马瑞雪，回忆1966年底与母亲逃离北京时的情景。——《马思聪蒙难记》第28页。另外马瑞雪记录下了两则更荒唐的故事，马瑞雪根据四姨爹及小毛的讲话记录下来的，附录于此：1、我们厂里那个19岁的小郭也捉起来啦！他一直是顶积极的团员，结果有一次喊口号喊错了，‘打倒美帝国主义’她喊成了‘打倒共产主义’。本来是一时错误，但是，既然错，就一定有原因，这次把她算成坏分子。厂里的高帽都准备好，明天开始准备游街。——《马思聪蒙难记》第33页。2、‘我们公司斗一个副主任’，好得不能再好的四姨爹说，‘这个40岁的副主任一点罪也没有，就是平常喜欢烫头发。我们公司太小，找不到坏人，只好把她捉起来，斗争会已经开过了。今天晚上就要她游街，明天早晨还游。公司里的革命群众轮流值班。’——《马思聪蒙难记》第34页。

15、1967年5月，大陆成立了‘马思聪专案组’，定名‘002号案件’，马思聪的亡命天涯被定性为‘叛国投敌’。——《马思聪最后二十年》第100页。1968年1月18日，‘002号专案组’上报《马思聪叛国投敌案结案报告》，同时附上《关于马思聪叛国投敌情况的报告》，经康生、谢富治圈阅，定马思聪为‘叛国投敌分子’，从此，马思聪的亲属多人被监禁，马思聪的音乐作品被查禁。——《爱国的‘叛国者’ ——马思聪传》新疆版第444页、《马思聪年谱》第142页。‘我不能告诉大家，是谁帮助我出走的，假如我那样做的话，许多人的生命将受到威胁（《爱国的‘叛国者’ ——马思聪传》新疆版第211、212页）’——这是马思聪面对记者讲的良心话。然而，残酷的现实告诉了马思聪：（文革中，或多或少帮助过马思聪及家人的亲戚、朋友，倍受牵连）1967年6月27日，在马思聪落难之际援助马思聪的厨师贾俊山被捕，关押于北京半步桥监狱——被定为‘要犯’，被捕4年多中风才获得‘监外就医’，出来后一直瘫卧在床，于1978年含冤去逝；北京倪景山大夫被逮捕法办——关了8年；孙大夫、黄鼎臣先生受到审问；上海的陈太太受到传讯，马国亮受到审查，广州的龙惠、黄舒波被逮捕入狱，丹灶的‘老野村’‘虾公’都被拘捕；马思聪的妻弟王友刚也因携助马思聪出逃而被捕，长兄王恒也被捕，判处5年徒刑——罪名是‘出谋献策、知情不报、畏罪潜逃’。1970年10月，造反派借口‘备战’要‘疏散人口’为由，逼着王恒的妻子、两个儿子、一个女儿迁往江西接壤的平远县农村。刚到平远县没几天，11月3日，母亲黄静谦（马思聪的岳母）却去逝了。王恒5年刑满之后又被改劳改6年。长兄马思齐一家也受到株连，夫妻双双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监管3年、监督劳动；长女马迪华因‘现行反革命罪’被拘留审查，在惊恐之中心脏猝发，惨死于上海公安局拘留所；次子马宇亮，因‘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12年徒刑；小儿子马宇明，不过初中生，因‘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9年徒刑。马思荪被拘捕审查。1968年7月11日，二哥马思武无端也受到牵连，在上海外国语学院跳楼而死。1971年，周恩来对第一次代表美国政府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基辛格说：‘我平生有两件事深感遗憾，其中之一就是马思聪50多岁离乡别井到国外去，我很难过。’然而难过归难过，对于马思聪政治上的平反是13年后才开始的。1984年12月10日，中央音乐学院党委作出《对马思聪‘叛国投敌’案的平反结论意见》；1984年12月31日，公安部作出《关于对中央音乐学院党委为马思聪‘叛国投敌’案平反的意见》；1985年1月15日，文化部发出《为中央音乐学院前院长马思聪先生彻底平反的通告》。政治上虽然平反了，然而过去的，在马思聪及家人的心里，没有真正地过去。直到1987年5月20日，马思聪逝世于美国费城，生前没有再上踏共和国的疆土一步，台湾除外。——《爱国的‘叛国者’马思聪传》新疆版第11、289、290、291、445、447、448、360、页。

参考资料：

1、《马思聪年谱》，张静慰编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

2、《马思聪》，陈夏、鲁大铮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3、《马思聪蒙难记》，马瑞雪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4、《马思聪最后二十年》，麦子、马瑞雪选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5、《爱国的‘叛国者’ ——马思聪传》，叶永烈著，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6、《爱国的‘叛国者’ ——马思聪传》，叶永烈著，人民文学出版守望，1990年版

7、《中国现代名人蒙冤录——文苑的悲歌》，石翔编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8、《跋涉人生——李凌音乐人生回忆录》，李凌著，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3年版

马思聪出生于中华民国诞生的这一年（1912年5月7日），他出生的地方是有着‘南海物丰’之称

的广东海丰。其父亲马育航当过海丰县高等小学第一任校长（1905年），后来与陈炯明一起出生入死干过革命（1911年4月27日黄花岗革命），在孔祥熙眼中——马育航是陈炯明的左右手，又做过陈炯明时代的广东省财政厅长。出生于这样的家庭，为马思聪的远航奠定了基础。

1921年，9岁的马思聪随父亲马育航来到广州，就读于培正小学。两年后的1923年，因1919年就留学法国的长兄马思奇给他带回的小提琴，燃起了他对音乐的梦想，吵着闹着要跟大哥一块去法国，就这样，得到了父亲的允许，11岁的马思聪跟着长兄来到了神奇的法国，开启了他的音乐之路。从1923年到1931年的8年，在法国总共跟随了6老师，特别是经奥别多菲尔与毕能蓬的指点1，成就了马思聪小提琴与作曲的天赋。

在法国学得一身本事的马思聪，来到广州，与陈洪等朋友办起了‘私立广州音乐学院’，初出茅庐19岁的他，有模有样的第一次当起了院长。也就是在这个时期，这位受过法国文化洗礼的马思聪先生，浪漫主义侵袭了他的生活，与比自己年长的王慕理谈起了时髦的师生恋，并于次年结下了后来证明能够患难与共的姻缘。

进入了婚姻的殿堂，也就意味着多了一份责任，柴米油盐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事情。为了能够获得一份稳定的收入，马思聪四处奔波，最终在罗家伦任校长的中央大学当起了音乐老师。在中央大学的最后一年(1937年)，他创作了他的成名曲——《思乡曲》2。这首曲子，为他在中国音乐界奠定不同凡响的地位，后来成为了对台胞及侨胞广播的开头曲。然而，也是在这一年，因为广东的中山大学向他发去邀请，并且许以教授的待遇，他辞去了中央大学干了4年的工作，来到生他养他不远的广州。

这南下广州的跳槽，跻身于教授的行列，但战火的燃烧，使得很多事情增加了不确定的因素，当然也有带来更多未知的机遇。从1937年南下，到1949年北上，中日之战，国共之战，马思聪饱受战争之苦涩，却也享受战争之机遇。熟悉一下这段历史，可以隐约发现马思聪发达的踪迹：在1940年重庆孔祥熙的晚会上，从马思聪的琴声扣动了周恩来的心弦那刻起，他就已经与同是留学法国的周恩来同志达成了某种共识；无论是1948年初拒绝在《剿共宣言》上签字，亦或是拒绝司徒雷登邀去美国任教的好意，此时的马思聪，对于自己的人生，新的事业，已经有了更高远的选择3。

1948年就抵达香港等待北上的马思聪，终于在1949年4月，踌躇满志地踏上了北平铸梦的沃土。初到北平的马思聪，积极地投入到了铸梦的怀抱当中。出席第一次文代会、出席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参加开国大典、被周恩来任命为中央音乐学院第一任院长、奉命出访苏联．波兰．捷克．朝鲜、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等等4，太多振奋人心的时刻，使得这位艺术家短暂地过上了‘恬静、和平、适宜’的理想生活。

即使在狂风暴雨的1957年，内定的右派名单中，赫然有马思聪的名字，但由于周恩来的特别关照，顺利过关；即使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的待遇不减反增，直到文革。如果没有文革，马思聪的当年拒绝司徒雷登的好意，是一万个正确的。因为于他个人来说，在改朝换代的当口，站在周恩来一边，为他赢来了无尚的荣誉与光环，是值得欣喜与庆幸的。然而，正如他后来给李凌、金帆写信时所说的，自己是‘一介书生、满脑音符的人’5；自然，对于共和国的历次政治运动，也就是不明就里了，必然，也就摆脱不了文革所带来的噩运。

1966年，毛泽东点燃的文化大革命，使马思聪在共和国的好运走到了尽头。6月，造反派们开始贴马思聪‘反动学术权威’‘大吸血鬼’的大字报，对台广播的《思乡曲》换成了《东方红》6。由此，马思聪的人生，进入一段让他‘陷入绝望’ 7的时光。

对于这段‘陷入绝望’的时光，二女儿马瑞雪所见到的‘绝望’画面是这样的：

“爸爸和其他的受难者们坐在学校安排的小园子里，身上挂着一个大纸牌，牌子上写着6个大黑字‘吸血鬼马思聪’，他的脸色很黄，毫无表情地坐在那里，任人参观，在身后站着4个凶神恶煞的女学生，弟弟带去的东西都要经过她们检查一遍，连一小片纸也不放过，讲话的时候一定要讲国语，不许讲广东话。8”

……

“爸爸那响亮的名望，往日里，使我们在整个中国大陆，无论走到哪个角落，都受到赞美和欢迎。如今，他的名字却使我们胆颤心惊，给我们带来不知何时才能结束的灾难和麻烦。9”

对于这段‘陷入绝望’的时光，亲历者马思聪所述的‘绝望’境况是这样的：

“最使我可怕的是对我们所进行的人身折磨，在任何时候，只要红卫兵高兴了，就可以命令我们低头，然后叫我们用四肢在地上爬行。好几次，他们把我的房间弄的乱七八糟，把书扔了一地，把床翻了一身，把床单撕了，有一个红卫兵抓住我的被子，使劲往屋顶上扔，并大叫‘这是革命行动！’

有时，红卫兵命令我们面墙而立，一直到他们下命令让我们转过来为止。有时候，他们竟把我们忘了，我们只好一动不动地久久地站在那里。有时候，他们还会让我们在烈日下低头，站在那里烤灼。

有一天夜里，我躺下以后，就听见有人在砰砰砰砰地敲门，接着闯进两个红卫兵——一男一女。‘起来！’他们命令道。我连忙从床上跳起来，那个小伙子就开始用皮带抽打我，那个姑娘则狠狠打我耳光，朝我脸上吐痰。比起赵沨来，我还算好一点，赵沨被打倒在地上，满身是血。

这一切发生在八月的第二周或第三周，正是红卫兵在北京猖獗到极点的时候。在这段时间里，北京城里发生了许多可怕的事件。在一个中学里，学生把所有的老师都打得半死。10”

对于这段‘陷入绝望’的时光，在文革中被‘打倒在地、满身是血’的赵沨，是这样忆述马思聪在‘牛棚’中的‘绝望’的：

“有一天在中午，大家都陆陆续续去吃饭了，我和马思聪正要走，来了个红卫兵，我认得他，叫林某，是吹长笛的，他拿着一把匕首，对着马思聪说：‘我要找你算帐！你要老实交待问题。要不，我就拿刀捅了你！’。

夏天，‘革命群众’下乡割麦子去了，叫我们在校园里拔草，我跟马思聪在一起，一个‘造反派’工人走过来，指着马思聪说‘你还配拔草？你姓马，你只配吃草！’他当场逼着马思聪吃草，马思聪苦苦哀求也没用，被逼着吃了草！

管弦系系主任章彦教授的儿子跟红卫兵打架，被认为是阶级报复。红卫兵召开三千人大会斗章彦，马思聪和我陪斗，章彦被打得昏死过去，马思聪被用皮带打得鲜血满脸。11”

对于这段‘陷入绝望’的时光，文革中‘被打得昏死过去’的章彦教授，这样叙述自己及马思聪被红卫兵批斗的‘绝望’场景：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的儿子章学才十四岁，在南线阁中学念初中一年级，红卫兵打碎了他的金鱼缸，章学就跟他们打起来。于是，红卫兵说他是‘阶级报复’，开批斗大会，把我、我的妻子和儿子都拉去跪在台上，马思聪也被拉上台，红卫兵用皮带抽打马思聪，打得满脸是血。12”

对于这段‘陷入绝望’的时光，亲历者刘诗昆如此回忆当时的‘绝望’场面：

“在北京文艺界，法西斯般白色恐怖在中央音乐学院尤为严重，马先生、赵沨和我，是挨打最为多的几个。有一次，我亲眼看见，一个红卫兵拿着带钉子的板打马先生，打在头顶上。马先生那时被剃成秃头，鲜血顿时从头顶涌出，血流如注，流得满脸是血，红红的。13”

毫无人性的残暴场面，成了马思聪1966年下半年经常面对的残酷现实，这是他曾经北上时不曾料到的；11月，几度希望自杀摆脱折磨与痛苦的马思聪，逃离了应他‘绝望’窒息的北京——来到广东，却过上东躲西藏担惊受怕的日子。普天之下，莫非共土，文化大革命恐怖的氛围——无处不在。

这种东躲西藏担惊受怕的日子，马思聪的妻子先他就偿到了：

“妈妈（马思聪的妻子）像惊弓之鸟一样，什么都怕。我穿的那套红卫兵看见都没有话说的衣服，妈妈要我想办法换掉。走到大街上，沉重的行礼压得我的身体有点倾斜，妈妈担心地叫我尽量装做东西很轻的样子，否则，红卫兵怀疑我们是逃走的人。走到公共汽车站，情不自禁地笑着拍了一下胸膛，妈妈吓坏了，她说我这种表情完全像一个逃跑的人，万一被人看见会捉走。14”

经历过非人的折磨，经历过惶惶不可终日的东躲西藏，马思聪和他的家人，终于在1967年1月15日，从广州成功偷渡到香港，开始亡命于天涯。回想18年前拒绝司徒雷登盛情邀请的意气风发，马思聪这一次是狼狈不堪、命悬一线。1月21日抵达美国，当美国大使马丁告知马思聪的家人：‘现在，你们安全了。’死里逃生的马思聪先生，终于可以过上——真正的‘恬静、和平、适宜’的生活了。

初到美国的马思聪，很长一段时间都做着同一梦——捉回去。经历过血淋淋生死教训的马思聪，晚年中国大陆盛情邀请他回去，客死异乡都没有迈出回去的一步。很重要的一点，不是他不想回，而是他不敢回。正如他的妻子在给女儿马碧雪信中写道的：“‘文化大革命’之罪，头上伤痕仍在，床单、外衣上的血是洗干净了，何堪回首话当年。15”

马思聪出生于中华民国诞生的这一年（1912年5月7日），他出生的地方是有着‘南海物丰’之称

的广东海丰。其父亲马育航当过海丰县高等小学第一任校长（1905年），后来与陈炯明一起出生入死干过革命（1911年4月27日黄花岗革命），在孔祥熙眼中——马育航是陈炯明的左右手，又做过陈炯明时代的广东省财政厅长。出生于这样的家庭，为马思聪的远航奠定了基础。

1921年，9岁的马思聪随父亲马育航来到广州，就读于培正小学。两年后的1923年，因1919年就留学法国的长兄马思奇给他带回的小提琴，燃起了他对音乐的梦想，吵着闹着要跟大哥一块去法国，就这样，得到了父亲的允许，11岁的马思聪跟着长兄来到了神奇的法国，开启了他的音乐之路。从1923年到1931年的8年，在法国总共跟随了6老师，特别是经奥别多菲尔与毕能蓬的指点1，成就了马思聪小提琴与作曲的天赋。

在法国学得一身本事的马思聪，来到广州，与陈洪等朋友办起了‘私立广州音乐学院’，初出茅庐19岁的他，有模有样的第一次当起了院长。也就是在这个时期，这位受过法国文化洗礼的马思聪先生，浪漫主义侵袭了他的生活，与比自己年长的王慕理谈起了时髦的师生恋，并于次年结下了后来证明能够患难与共的姻缘。

进入了婚姻的殿堂，也就意味着多了一份责任，柴米油盐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事情。为了能够获得一份稳定的收入，马思聪四处奔波，最终在罗家伦任校长的中央大学当起了音乐老师。在中央大学的最后一年(1937年)，他创作了他的成名曲——《思乡曲》2。这首曲子，为他在中国音乐界奠定不同凡响的地位，后来成为了对台胞及侨胞广播的开头曲。然而，也是在这一年，因为广东的中山大学向他发去邀请，并且许以教授的待遇，他辞去了中央大学干了4年的工作，来到生他养他不远的广州。

这南下广州的跳槽，跻身于教授的行列，但战火的燃烧，使得很多事情增加了不确定的因素，当然也有带来更多未知的机遇。从1937年南下，到1949年北上，中日之战，国共之战，马思聪饱受战争之苦涩，却也享受战争之机遇。熟悉一下这段历史，可以隐约发现马思聪发达的踪迹：在1940年重庆孔祥熙的晚会上，从马思聪的琴声扣动了周恩来的心弦那刻起，他就已经与同是留学法国的周恩来同志达成了某种共识；无论是1948年初拒绝在《剿共宣言》上签字，亦或是拒绝司徒雷登邀去美国任教的好意，此时的马思聪，对于自己的人生，新的事业，已经有了更高远的选择3。

1948年就抵达香港等待北上的马思聪，终于在1949年4月，踌躇满志地踏上了北平铸梦的沃土。初到北平的马思聪，积极地投入到了铸梦的怀抱当中。出席第一次文代会、出席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参加开国大典、被周恩来任命为中央音乐学院第一任院长、奉命出访苏联．波兰．捷克．朝鲜、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等等4，太多振奋人心的时刻，使得这位艺术家短暂地过上了‘恬静、和平、适宜’的理想生活。

即使在狂风暴雨的1957年，内定的右派名单中，赫然有马思聪的名字，但由于周恩来的特别关照，顺利过关；即使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的待遇不减反增，直到文革。如果没有文革，马思聪的当年拒绝司徒雷登的好意，是一万个正确的。因为于他个人来说，在改朝换代的当口，站在周恩来一边，为他赢来了无尚的荣誉与光环，是值得欣喜与庆幸的。然而，正如他后来给李凌、金帆写信时所说的，自己是‘一介书生、满脑音符的人’5；自然，对于共和国的历次政治运动，也就是不明就里了，必然，也就摆脱不了文革所带来的噩运。

1966年，毛泽东点燃的文化大革命，使马思聪在共和国的好运走到了尽头。6月，造反派们开始贴马思聪‘反动学术权威’‘大吸血鬼’的大字报，对台广播的《思乡曲》换成了《东方红》6。由此，马思聪的人生，进入一段让他‘陷入绝望’ 7的时光。

对于这段‘陷入绝望’的时光，二女儿马瑞雪所见到的‘绝望’画面是这样的：

“爸爸和其他的受难者们坐在学校安排的小园子里，身上挂着一个大纸牌，牌子上写着6个大黑字‘吸血鬼马思聪’，他的脸色很黄，毫无表情地坐在那里，任人参观，在身后站着4个凶神恶煞的女学生，弟弟带去的东西都要经过她们检查一遍，连一小片纸也不放过，讲话的时候一定要讲国语，不许讲广东话。8”

……

“爸爸那响亮的名望，往日里，使我们在整个中国大陆，无论走到哪个角落，都受到赞美和欢迎。如今，他的名字却使我们胆颤心惊，给我们带来不知何时才能结束的灾难和麻烦。9”

对于这段‘陷入绝望’的时光，亲历者马思聪所述的‘绝望’境况是这样的：

“最使我可怕的是对我们所进行的人身折磨，在任何时候，只要红卫兵高兴了，就可以命令我们低头，然后叫我们用四肢在地上爬行。好几次，他们把我的房间弄的乱七八糟，把书扔了一地，把床翻了一身，把床单撕了，有一个红卫兵抓住我的被子，使劲往屋顶上扔，并大叫‘这是革命行动！’

有时，红卫兵命令我们面墙而立，一直到他们下命令让我们转过来为止。有时候，他们竟把我们忘了，我们只好一动不动地久久地站在那里。有时候，他们还会让我们在烈日下低头，站在那里烤灼。

有一天夜里，我躺下以后，就听见有人在砰砰砰砰地敲门，接着闯进两个红卫兵——一男一女。‘起来！’他们命令道。我连忙从床上跳起来，那个小伙子就开始用皮带抽打我，那个姑娘则狠狠打我耳光，朝我脸上吐痰。比起赵沨来，我还算好一点，赵沨被打倒在地上，满身是血。

这一切发生在八月的第二周或第三周，正是红卫兵在北京猖獗到极点的时候。在这段时间里，北京城里发生了许多可怕的事件。在一个中学里，学生把所有的老师都打得半死。10”

对于这段‘陷入绝望’的时光，在文革中被‘打倒在地、满身是血’的赵沨，是这样忆述马思聪在‘牛棚’中的‘绝望’的：

“有一天在中午，大家都陆陆续续去吃饭了，我和马思聪正要走，来了个红卫兵，我认得他，叫林某，是吹长笛的，他拿着一把匕首，对着马思聪说：‘我要找你算帐！你要老实交待问题。要不，我就拿刀捅了你！’。

夏天，‘革命群众’下乡割麦子去了，叫我们在校园里拔草，我跟马思聪在一起，一个‘造反派’工人走过来，指着马思聪说‘你还配拔草？你姓马，你只配吃草！’他当场逼着马思聪吃草，马思聪苦苦哀求也没用，被逼着吃了草！

管弦系系主任章彦教授的儿子跟红卫兵打架，被认为是阶级报复。红卫兵召开三千人大会斗章彦，马思聪和我陪斗，章彦被打得昏死过去，马思聪被用皮带打得鲜血满脸。11”

对于这段‘陷入绝望’的时光，文革中‘被打得昏死过去’的章彦教授，这样叙述自己及马思聪被红卫兵批斗的‘绝望’场景：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的儿子章学才十四岁，在南线阁中学念初中一年级，红卫兵打碎了他的金鱼缸，章学就跟他们打起来。于是，红卫兵说他是‘阶级报复’，开批斗大会，把我、我的妻子和儿子都拉去跪在台上，马思聪也被拉上台，红卫兵用皮带抽打马思聪，打得满脸是血。12”

对于这段‘陷入绝望’的时光，亲历者刘诗昆如此回忆当时的‘绝望’场面：

“在北京文艺界，法西斯般白色恐怖在中央音乐学院尤为严重，马先生、赵沨和我，是挨打最为多的几个。有一次，我亲眼看见，一个红卫兵拿着带钉子的板打马先生，打在头顶上。马先生那时被剃成秃头，鲜血顿时从头顶涌出，血流如注，流得满脸是血，红红的。13”

毫无人性的残暴场面，成了马思聪1966年下半年经常面对的残酷现实，这是他曾经北上时不曾料到的；11月，几度希望自杀摆脱折磨与痛苦的马思聪，逃离了应他‘绝望’窒息的北京——来到广东，却过上东躲西藏担惊受怕的日子。普天之下，莫非共土，文化大革命恐怖的氛围——无处不在。

这种东躲西藏担惊受怕的日子，马思聪的妻子先他就偿到了：

“妈妈（马思聪的妻子）像惊弓之鸟一样，什么都怕。我穿的那套红卫兵看见都没有话说的衣服，妈妈要我想办法换掉。走到大街上，沉重的行礼压得我的身体有点倾斜，妈妈担心地叫我尽量装做东西很轻的样子，否则，红卫兵怀疑我们是逃走的人。走到公共汽车站，情不自禁地笑着拍了一下胸膛，妈妈吓坏了，她说我这种表情完全像一个逃跑的人，万一被人看见会捉走。14”

经历过非人的折磨，经历过惶惶不可终日的东躲西藏，马思聪和他的家人，终于在1967年1月15日，从广州成功偷渡到香港，开始亡命于天涯。回想18年前拒绝司徒雷登盛情邀请的意气风发，马思聪这一次是狼狈不堪、命悬一线。1月21日抵达美国，当美国大使马丁告知马思聪的家人：‘现在，你们安全了。’死里逃生的马思聪先生，终于可以过上——真正的‘恬静、和平、适宜’的生活了。

初到美国的马思聪，很长一段时间都做着同一梦——捉回去。经历过血淋淋生死教训的马思聪，晚年中国大陆盛情邀请他回去，客死异乡都没有迈出回去的一步。很重要的一点，不是他不想回，而是他不敢回。正如他的妻子在给女儿马碧雪信中写道的：“‘文化大革命’之罪，头上伤痕仍在，床单、外衣上的血是洗干净了，何堪回首话当年。15”

1 、对于把胡适先生誉为——播种者，李敖先生在“为《播种者胡适》翻旧帐”中这样描述：“先从题目说起。我的题目是《播种者胡适》。‘播种者’三字在现代史中本有一点‘特定意义’。在民国三十七年教师节那天，北京大学的学生送了一面绣有‘播种者’三字的锦旗给他们的校长胡适。当时我是一个小学生，在报上看了这条新闻，觉得这面锦旗很有味儿，所以便记住了。十三年来，我还没看到第二面用字不俗的锦旗——锦旗本身就是俗玩意儿！”——《胡适形究》第59页。

2 、1919年3月16日，胡适的大儿子胡祖望降生。7月30日，胡适写了一首《我的儿子》：

我实在不要儿子， 
　　儿子自己来了。 
　　“无后主义”的招牌， 
　　于今挂不起来了！ 

　　譬如树上开花， 
　　花落天然结果。 
　　那果便是你。 
　　那树便是我。 

　　树本无心结子， 
　　我也无恩于你。 
　　但是你既来了， 
　　我不能不养你教你， 

　　那是我对人道的义务， 
　　并不是我待你的恩谊。 
　　将来你长大时， 
　　这是我所期望于你： 

　　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 
　　不要做我的孝顺儿子。 

——《胡适传论》第68、368页。

3 、1940年11月19日，竹垚生在致胡适的信中说：“小儿在此读书，无甚进境，且恐沾染上海青年恶习，请君赶快注意。”——《胡适往来书信选（中册）》第493页。

4 、 有一个说法也是大家都习惯采用的，那就是胡思杜是1948年夏回国的，而这个依据又大都来自罗尔纲的《胡适琐记》。笔者查阅了《胡适全集、日记、书信》、《胡适年谱》《胡适传论》，胡适于1947年10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思杜明天上午可自美国到上海”（《胡适日记》第659页），如果没意外，胡思杜的归国时间应该是1947年10月13日。《胡适传论》中，第75页也说胡思杜是1947年10日胡适托朋友送回；而根据林建刚《关于胡适的两则新史料》（参考以下第5条注释）中1947年9月8日胡适给杭立武的信所言及儿子胡思杜的情形，笔者认为胡思杜1947年10月13日回国的可能性更接近历史事实，因而在本文中采用了1947年而非1948年。

5、 1948年12月15日，胡适在日记中记载了“儿子思杜留在北平，没有同行”。对于胡思杜为什么没有与父亲一起南飞？彭劲秀在《胡思杜的人生悲剧》中与李伟在《胡适与胡思杜之死》中都以胡思杜的口吻解释了这个问题、而从沈卫威《文化、心态、人格——认识胡适》（第150页）可以得知，这话是胡适的学生邓广铭听胡思杜讲的——“我又没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当然，对于胡思杜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选择？林建刚的文章——《关于胡适的两则新史料》之一‘胡适给杭立武的一封信’值得细细品读：

【笔者偶然从雅昌艺术拍卖网上发现一封胡适写给杭立武的书信。这封信是上海道明有限公司拍卖的。经查，这封信并没有编入《胡适全集》，胡适的其他文集中也未见收入，而这封信对于我们理解胡适与胡思杜的父子关系很有帮助。胡适的字娟娟可喜，非常好认，兹抄录如下：

立武吾兄：   

前在会场中，承见面告小儿思杜护照满期，之迈兄有电问我应否叫他回国。

当时我匆匆未及索阅原电文，即说应令他回国。

昨回校后始见尊函附来去两电，始知之迈原电说小儿请求回国旅费，我很诧异。当我1942年下任时，政府已付我与两儿旅费，共3份，每人两千余元，我即将两儿的旅费购买美国战时公债，各用两儿本身名义。思杜的一份，已于我回国前托人转交给他了。他已领过旅费，不应再请求回国旅费。此儿甚不安分，或曾向之迈诡辞请求，以至之迈有此电。

此事使我甚不安。如当可挽回，乞兄告之迈勿付款。如已付款，乞告他托妥人将款取回。我已函告纽约友人将此儿遣送回国，绝不敢冒领公家第二次旅费。

此事竞致烦劳吾兄，十分感愧！此儿在学校成绩甚不佳，故我在8月27日曾由沪去电叫他回国，万不料他会向之迈出此“花头”，匆匆奉陈，敬谢厚谊，并祝大安。

弟胡适敬上　　卅六，九，八。

胡适的这封信写于1947年，收信人杭立武当时是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从写信内容来看，胡适写这封信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阻止他的儿子胡思杜冒领国家的回国旅费。他发现，胡思杜通过自己的老朋友陈之迈骗取了国家的回国旅费，这是他绝对不能忍受的，所以他特地写这封信向杭立武说明事实真相。

关于胡思杜乱花钱的毛病，晚年胡适在台湾的时候也曾提及。1961年5月14日，胡适对秘书胡颂平说：

1946年坐船由美国回来的途中。那天是6月8日，是美国的父亲节，我想起我的第二个儿子思杜，我打一个电报给他。父亲节，儿子没有电报给我，倒由我打电报给他，他在印弟安那大学读书的。谁知他这个学期根本没有上课，他把我汇给他的钱全部跑马跑光了，还欠了一身的债。结果为了两张支票的事，险些儿被警察找去了，后来由我的一位朋友把他救出来。他的两个衣袋里全是当票，一张是我给他的一架打字机的当票。（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新星出版社1006年10月版，第157页）

1948年，回国之后的胡思杜，跟胡适的关系不太愉快。据傅斯年回忆：

（胡思杜）遂于三十七年夏由在美朋友送其回国。以后彼在北平家中，似不甚愉快，然适之先生对之仍保持其一向对人之涵养，并托毛子水先生管教。（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6册联经出版社，第2150页）

之所以不太愉快，是因为胡思杜原本可以凭借父亲的名头去山东大学任教，而自己的父亲却坚决不让他去。

据邓广铭回忆，胡思杜回到北平后，有很多人给他介绍工作，或请他到大学任教，其中山东大学历史系最为积极，但被胡适拒绝。

胡思杜在美国读书读的就是历史系，山东大学历史系邀请胡思杜去教历史，胡思杜自然非常乐意。然而，对这件事，胡适却坚决不同意。

在胡适看来，如果说此前胡思杜是利用他跟陈之迈的关系来骗取回国旅费的话，那么，这一次，胡思杜恰恰也是利用他的社会声望去获得山东大学的教职。这也是胡适所不能接受的。

对胡思杜，胡适要求他去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当时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就是毛子水，这也就是傅斯年所说的“托毛子水先生管教”。对自己这个儿子，胡适其实早已安排。1944年7月1日，在写给赵元任的信中，胡适写道：

小三（指胡思杜）7月6日就上课了。我叫他选一科爱读的历史课，用全力去试试看，余力去学写中国楷书，预备替我做抄手。

他这学期五门课，四门全不及格。大概“正途出身”，他是没有希望了！（耿云志、欧阳哲生整理：《胡适全集》第25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103页）

在胡适看来，大学都不能毕业的胡思杜当然不能去大学历史系教书，胡适希望自己的儿子在图书馆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在熟悉各种古籍图书的基础上，成为自己学术研究的助手。胡适对胡思杜的这种规划可能引起了胡思杜的一些想法，父子之间关系不太和谐，显得有些微妙。

胡适与胡思杜在这件事上的矛盾，不禁让人想起胡适与罗尔纲之间的一段插曲。

众所周知，罗尔纲是胡适一手带起来的学生。1936年，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蒋廷黻书生从政之后，打算邀请罗尔纲去清华代他教书。得到这样绝好的机会，罗尔纲大喜过望。然而，出乎罗尔纲意料之外的是胡适的态度，胡适坚决反对罗尔纲去清华教书。胡适的这一态度让罗尔纲很不理解，曾有很长一段时间，心存芥蒂的罗尔纲不再去胡适家问学请教了。后来罗尔纲去向胡适辞行，知道罗尔纲心里不痛快的胡适向他解释了原因，胡适说道：尔纲你生气了，不上我家，你要知道，我不让你到清华去，为的是替你着想，中国近代史包含的部分很广，你现在只研究了太平天国一部分，如何去教人？何况蒋廷黻先生是个名教授你初出教书如何就接到他的手？（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10月版，第69页）

听了胡适的解释之后，罗尔纲才最终释怀，两人的这段小矛盾也由此化解。

1948年，胡适与胡思杜的小矛盾，可能正是胡适与罗尔纲类似矛盾的重演。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可能恰恰由于父子之间的不太和谐，胡思杜没有跟随胡适夫妇离开大陆，而是选择了留下，这也最终导致了他后来的悲剧命运。】

6 、 1950年9月11日，胡思杜给母亲去信，叮嘱“爸爸少见客，多注意身体。”从中可以知道他是1949年9月开始进行学习（思想改造），到1950年9月16日结束，然后去唐山交通大学去教书（应为唐山铁道学院）。——《胡适全集-第34卷-日记》第70页。

7 、 1950年9月11日，胡思杜还在给母亲的信中叮嘱父亲：“爸爸少见客，多注意身体。听说前一向他身体不好。书都还存在北大，安全无恙，请放心。”转眼1950年9月22日，却对自己的父亲进行无情的批判：

【 《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

在旧社会中,我看我的父亲是个“清高的”、“纯洁的”好人。解放后,有批评他的地方,自己就有反感：周总理到北大讲话说：“胡适之根本不认识什么是帝国主义”,心中反感已极：以为以我父亲的渊博,竟不知什么是帝国主义,宁非侮辱。在华大时,仍以为父亲“作恶无多”。学社会发展史以后,想法稍有转变。经过学代选举前两次检讨会,使我了解在这问题上自己仍是站在反动的臭虫立场。结合社会发展史、国家与革命、中国革命简史的学习,邓拓、何干之等同志的著作,自己斗争的结果,试行分析一下我父亲在历史上作用。

我的父亲出身没落的官僚士绅之家，在1904年到1910年时,他还是一个学生，1910年去美国(年20岁)，美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使一个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来的人迅速的被征服，他的长期的教育环境使他的立场逐渐转移到资产阶级。在国外所写的文章如《文学改良刍议》等，当时在中国名噪一时，是因为他在反封建(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的一点上，和当时人民的要求相符合；在反对死文学、旧礼教和守法观念上，他起了-定的进步作用。

1917年回国时，正是袁、段窃国的时期，他眼望着横暴的政权，不知是否容许自己“置喙”,于是抱了“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在思想文艺中，整理国故中逃避政治。“五四”时代，自己不能再逃避政治了，他发表了《问题与主义》，用庸俗的点滴改良主义对抗中国新兴的社会学说,以为只有在不“根本解决”的基础上，中国社会才有进步。说明一个中国无比软弱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面对着惊天动地的“五四”、“六三”运动的必然看法。他所反对的“根本解决”，也就是打碎军阀官僚地主买办国家机器的革命，也就是震撼他本阶级利益的革命。

1919年以后，日益走入歧途。提倡易卜生主义，以充实他的“问题论”；介绍实验主义来抗唯物主义。自己彷徨于统治者之间，期望着在段祺瑞政府的基础上进行“改良主义”，他参加了善后会议。在革命低潮中，他以教育为第一性，政治经济是第二性，幻想在蒋政权下办好一个学校——中国公学，以为在教育办好了时，造就了人材，社会就好了(1927--30)。但在南京反动政府的威胁下,他的迷梦被击破，被迫离开中公。无比软弱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不敢反抗既有的“正统政府”的，他和当时他的阶级一样，在反动政权面前低了头，转过来要求蒋光头的政府中实践他的改良主义，在被迫走的那年，自愿的就北京大学文学院长职。在这个位置上，他明确的奠定了他的文化政治统治者的基础，一方面和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利益进行密切的结合，如罗氏基金、中美文化基金董事会、庚款委员会中，他都是重要的支柱；展开“全盘西化”的口号,甘心做帝国主义的工具。一方面创办《独立评论》，望着南京政府的眼色行事，用委婉的口气说“抗战不易”。

更反动的是在围剿苏区时,他高呼“好人政府”，翁文灏、蒋廷黻等在他的鼓励下,一一迈进仕途,使一般小资产阶级在不能忍受政府的强暴的时节,忽然看见“开明”的教授们“脱却了蓝衫换紫袍”,以为中国前途有望,反动政府的国家机器有了这批“好人”、新“能吏”，也更能发挥他的压迫人民的作用。至于我的父亲这时所以拒绝了蒋的邀请做教育部长,是既维持自己的“清高”，又在“举国诸贤”以后,可以在国外发生更大的作用,何乐而不为。他当时要求过“学术独立”，也反对“法西斯”，那不过是他认为学术的依附政治,会使匪帮政府“好景不长”,而他的“改良路线”则是他认为的“万世之业”的打算。

但是，1937年日寇侵略到华东华南，深入到英美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心脏，英美派大资产阶级被迫不得不战时,在他的阶级利益受到了威胁，他的阶级代表蒋政权威信低落时，他在1938年终于做蒋匪帮驻美大使，做了一个蒋匪帮得力的官史。他在任中签定了种种的商约，使美帝可以廉价取得“四大家族”从人民手中掠夺来的“专卖品”,签定多次借款，这些借款可以使蒋政权增强“威信”，可以购买武器弹药来防共灭共，并可以使四大家族又多一笔资本，在更广的范围内盘剥人民的血汗。他严谨不苟地为他的老板服务着。

1946年，全国人民要求解放，统治阶级受了全面的威胁,他觉得是他的神圣的责任，他就回国为阶级效忠，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巩固蒋帮政府，尽量争取落后的、动摇的小资产阶级及其它人民。他回来以后，一方面在北京大学执行反动政府的命令，一方面技巧的维持学校当局和学生的矛盾，时常发表中间言论，蒙蔽着人民，他在小资产阶级的落后性上发挥了最大的力量混淆是非，多少人给“世界学者”的言论蒙蔽了。

他对反动者的赤胆忠心，终于挽救不了人民公敌的颓运。全国胜利来临时，他离开了北京，离开了中国，做了“白华”，他还盛赞“白俄居留异土精神之可佩”。

今天，受了党的教育，我再不怕那座历史的“大山”，敢于认识它，也敢于推倒它，也敢于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天秤来衡量他对人民的作用。从阶级分析上，我明确了他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在政治上他是没有什么进步性。从1919年《问题与主义》发表以后，他彷徨于改良的路上，和他软弱的资产阶级一样，摸索了11年。在1930年，做北大文学院长以后，更积极地参加巩固加强蒋匪帮的工作，始终在蒙蔽人民，使人民不能早日认识蒋匪帮的黑幕，不能早日发现美帝狠毒的真相；并替蒋匪帮在美国筹计借款，出卖人民利益，助肥四大家族，巩固蒋匪帮政府。这次出走，并在美国进行第三党活动,替美国国务院掌管维持中国留学生的巨款(四百万美金,收受这笔的人大都是反动分子，民士个人主义者的资助和养成费)，甘心为美国服务。这一系列的反人民的罪状和他的有限的(动机在于在中国开辟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封建的进步作用相比，后者是太卑不足道。

我以前受了长期奴化教育，对于人民政策不了解，又未学辩证法，了解人也不是从发展的、变化的观点出发，所以在学习一个多月以后，一个朋友从香港来北京公干,回港时问我：“你对你父亲将来取如何态度?”我错误的回答：“他恐怕永远不会赞成集体主义，还是住在美国罢。”今天了解政府的宽大政策，对于一切违犯人民利益的人，只要他们承认白己的错误，向人民低头，回到人民怀抱里来，人民是会原谅他的错误，并给以自新之路的，我的想法因此有了转变。

在他没有回到人民的怀抱来以前，他总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自己的敌人。在决心背叛自己阶级的今日，我感受了在父亲问题上有划分敌我的必要。经过长期的斗争，我以为在思想上大致划分了敌我，但是在感情上仍有许多不能明确割开的地方。除了自己随时警惕这种感情的危害性以外，我并要求自己树立起工农大众的感情来。在了解工农的伟大，自己胜利的参加改后，我想一定会诀绝这种狭隘的非无产阶级的个性感情的。

（作者胡思杜,现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二班七组学习,本文是节录他的《思想总结》第二部份。)】

原载于香港大公报(1950年9月22日)——《胡适全集-第34卷-日记》第60页。

8 、 曾是胡思杜的老师，也是胡适的学生罗尔纲，在看到自己昔日的学生批判自己的父亲，感慨到：“我看后启发我认识到胡思杜与胡适还可以划清敌我界线，我做学生的，更可以与老师划清敌我界线了！从此解决了心头的难题，突然开朗了。20年前，我是胡思杜的老师，今天胡思杜是我的老师了！”——《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增补本）》第125页。

9 、 1949年5月11日，北平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给胡适之先生的一封公开信》（《陈垣书信往来》第19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胡适于1950年1月9日在《自由中国》2卷3期上发表了《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跋所谓‹陈垣给胡适的一封公开信›》，文中说：“我在海外看见报纸转载的这封‘公开信’，我忍不住叹口气说：‘可怜我的老朋友陈垣先生，现在已没有不说话的自由了！’”。（陈垣给胡适的公开信，出自陈垣的学生刘乃和之手，陈做过修改）——《南渡北归：离别》第70页。
 

10 、 1950年9月11日，胡思杜给母亲去信，在信中叮嘱“爸爸少见客，多注意身体。”——《胡适全集-第34卷-日记》第70页。

11、  1950年9月22日，发表于香港大公报的《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胡适全集-第34卷-日记》第60页，见上7。

12 、1957年，胡思杜被划为右派分子，原因之一就是他公开表示：“我父亲并不是报上说的那个样子。”——《胡适传论》第76页。

13、  1957年5月20日，《人民日报》以《河北高等学校教授针对教育领导工作提出批评》为题，发表‘本报讯’，报道该校机械系主任孙竹生及胡思杜“使用卑鄙手段妄图夺取学校领导权”，文中特别注明内容是“胡适的儿子”胡思杜所说。——《南度北归：离别》103页。

14、  1957年8月29日，《河北日报》以《我省各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获得初步胜利》为题，发表“本报消息”:“如唐山铁道学院素称‘铁树不开花’的老教授史家宜，在斗争中都大胆揭发出右派分子胡思杜等挑拨离间党与知识分子关系的反动言论。”——《 人民文摘 》（2012年第6期）‘胡适之子胡思杜：拼不上的人生碎片’。

15、  1957年9月21日，胡思杜在留给亲人胡思孟的遗书里说：“现在我没有亲人了，也只有你了。你来了我一定不在了，找我的一个同事，他会告诉你我的一些情况。你是我最亲的人了，现在我已经死了，你不要难过。你能吃苦，耐劳。我留下的六百多元钱，公债券二百多元，你的孩子若能上学的话，供给他们上大学。一个手表也给你，留个纪念。希望你们努力工作，你的孩子们好好学习，为社会主义立点功。”——《南度北归：离别》103页、《文化、心态、人格——认识胡适》第154页。

16、  此为胡思杜的舅舅江泽涵的回忆，在那种政治环境中，人的恐怖心里随处可以见，并且人人似乎都无处可逃。——《南渡北归：离别》第104页、《文化、心态、人格——认识胡适》第156页。

17、  同上15。

18、  胡适先生读到其儿子批判自己的文章后，回答记者的提问时所讲。——《文化、心态、人格——认识胡适》第152页、《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6册第2152页。

19 、 胡思杜死了之后，都不被放过，学院告诉胡思孟，胡思杜是属于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而与组织不同的是，胡思杜在其遗言里，叮嘱自己的亲人好好工作，为社会主义立功。——《南渡北归：离别》第103页。

20 、 笔者写这篇文章时，正因为2016年去印度见了尊者而受到有关当局的恐吓与威胁，人身自由处于随时可能丧失的边缘，这段时间避难于亲戚家，对于那种似乎无处可逃的情境有最为切肤的感受。最大的感受就是，过去的政治阴霾，随时准备着卷土重来。

参考资料：

1、《胡适传论》，胡明著，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1997年版

2、《陈垣书信往来》，陈智超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3、《南度北归：别离》，岳南著，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2011年版

4、《李敖大全集、胡适研究》，李敖著，中国友谊出版社出版，1999年版

5、《胡适年谱》，曹伯言、季维龙编著，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1986年版

6、《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胡颂平编著，台北联经出版社，1984年版

7、《胡适全集、日记、书信》，季羡林编著，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2003年版

8、《文化、心态、人格——认识胡适》，沈卫威著，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9、《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增补本）》，罗尔纲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06年版

10、《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下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著，中华书局出版，1980年出版

11、《人民文摘》2012年第6期——《胡适之子胡思杜：拼不上的人生碎片》，作者沈虎邹、吴名、岳南

12、《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0年第1期——《胡思杜对父亲胡适的批判》，作者张丽霞

13、《名人传记》2014年上半月第8期——《胡适父子的最后悲情》，作者岳南

14、《关东学刊》2016年第1期——《关于胡适的两则新史料》，作者林建刚

15、《杂文月刊》2012年第9期——《胡思杜的人生悲剧》，作者胡劲秀

16、《文史精华》2003年第4期——《胡适与爱子胡思杜》，作者郭汾阳

17、《文史春秋》1997年第1期——《胡适与胡思杜之死》，作者李伟

18、《万象》2012年第7期——《胡适和他的右派儿子》，作者朱正

胡思杜出生的这一年（1921年），正好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这一年；出生的这一天（12月17日），恰好是其父亲——中国新文化运动先躯、那个被称为“播种者”1的自由主义坚定拥护者胡适之的生日。因了这样的机缘、更因了中国共产主义与胡适之自由主义之间的分歧与不可磨合的鸿沟，作为胡适之的儿子，留在共产主义的地盘，似乎注定了其今后的人生之路，不是那么好过的。

这位出生在胡家的幼子，小名叫小三，大名叫思杜。“思杜”二字寄托着其父亲对哲学老师杜威的感情，也涵盖着胡适对小儿子的憧憬——“我要你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2。

年幼的思杜身体虚弱，使得读书这件事时续时断。其父虽然忙于公务，但对儿子的关爱却并未减去半分，反而显得更为浓烈。

1930年夏，为其请了家庭导师（罗尔纲、张道政），辅导功课。抗战时期，胡适去美国当大使，思杜随母就读于上海，特请朋友竹垚生代为照看。那一段时间，胡适几乎每次给夫人去信都会谈及小三的情况，可见胡适对这儿子的牵挂与关心。后来，因竹姓朋友1940年11月19日信中言及小三恐沾染上海青年恶习3，原本因经济拮据暂并不打算把小儿带至身边的胡适改变了想法，于1941年5月托朋友把思杜接去美国，让其先就读于教会学校——海勿浮学院，后转到印第安那大学。

1947年秋，在美国学习了6年的胡思杜，由胡适的朋友带回国内4。归国的他，在美所读的大学虽均未毕业，但由于其是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的儿子，子以父贵，一时间为其提供工作机会的地方并不少见，山东大学甚为积极，却都被德高望重的胡适委婉谢绝，因胡适先生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倚仗他的社会声望去获得任何职务。之后，于1948年8月30日，依父亲的安排去毛子水先生掌管的北大图书工作，其用意是老子希望儿子脑袋里面能多装点实在的知识。

1948年12月15日，这一天可以说是胡思杜与父亲胡适、母亲江冬秀、哥哥胡祖望诀别的日子，也可以说是胡思杜向自由世界挥手致别的日子。“我又没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5”面对父母要求他一起离开北方时，他用叛逆而又稚嫩的口吻回道。

这一留下，留下的并不是个人的遗憾与悲剧，而是整个时代在那个变态年代的缩影。个人的幸福与理想的追求，在那个年代是不存在的。大多数人都被意识形态五花大绑了，他们被黑手吊在空中，等待的将不是解放，而是思想的凌迟。

1949年9月，留在“解放区”的胡思杜，到华北革命大学政治部学习——“思想改造”（11个月）6。这11个月的学习，胡思杜完成了他的“思想总结”；这位在罗尔纲眼里待保姆杂役亲如家人、在傅斯年眼里天性淳厚的胡思杜，经过思想改造后，于1950年9月22日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7：

“今天，受了党的教育，我再也不怕那座历史上的‘大山’，敢于认识它，也敢于推倒它，也敢于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天秤来衡量他对人民的作用。从阶级分析上，我明确了他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在政治上他是没有什么进步性。

……

在他没有回到人民的怀抱来以前，他总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自己的敌人。在决心背叛自己阶级的今日，我感受了在父亲问题上有划分敌我的必要。经过长期的斗争，我以为在阶级上大致划分了敌我，但是在感情人上仍有许多不能明朗割开的地方。”

如果这11个月的思想改造、洗心革面，他的与父亲划清界线，为他1950年9月16日去唐山交通大学（又名唐山铁道学院）教书铺平了道路，是值得肯定与鼓励的。那么，这种泯灭人伦道德、扭曲人性的“思想改造”，是对人类个人意愿与良知的随意诛杀，是使人类沦落败坏的开始。

曾是胡思杜的家庭导师、也是赫赫有名的历史学家罗尔纲，看到自己的学生与父亲划清界线后，“豁然开朗了”8，提笔写《两个人生》批判自己的老师及与其划清界线，便是沦落败坏的有力例证。

当然，49年后的中国，很长的一段时间，诚如1950年1月9日胡适在回复《北平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给胡适的公开信》时所说的：“可怜我的老朋友陈垣先生，现在已经没有不说话的自由了”9。

胡思杜思想总结中的《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便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的。1950年9月11日其写给母亲的信中还在“叮嘱爸爸少见客，多注意身体”10，转眼间，却向自己的亲生父亲投以猛烈地批判，可想而知，“没有不说话的自由”是显而易见的；这或许正是，其“在感情人上仍有许多不能明朗割开的地方”11的深层次的难言之隐和无可奈何。

经过一轮思想凌迟的胡思杜，他的对父亲的批判，他的把父母留给他作结婚用的细软及金银手饰都毫无保留地交给了党，并且积极地准备入党的决心，使党认为其是可用之才、是可塑之人，才有他给母亲信中言及的去唐山交通大学教书（又名唐山铁道学院）的故事。

1957年，天性淳厚的胡思杜天真以为向党靠扰就能平安无事、以为“双百方针”是党真心地想听人民群众的意见，就积极主动的给他所在的院部领导提了关于教学改革的建议，并在公众场合说“我父亲并不是报纸上说的样子”12；没想到，这只是党的“引蛇出洞”，胡思杜不明就里的陷了进去，成了5 月 20 日《人民日报》“河北高等学校教授针对教育领导工作提出批评”中的‘使用卑鄙手段妄图夺取学校领导权 ’13、成了8月29日《河北日报》“我省各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获得初步胜利”14中的‘挑拨离间党与知识分子关系’的右派分子。满天飞的帽子都向胡思杜砸来，在大字报、批斗会中，曾经以为“我又没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 的胡思杜，最终忍受不了精神上的折磨，于9月21日写下给堂兄胡思孟的遗书15，然后，‘自绝’于党和人民。

岳南在《南度北归：离别》中有一段文字，叙述那个时代的特殊记忆：

据江冬秀的堂弟、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江泽涵回忆：“思杜的哥哥祖望在文革后期，大约是 1974 年到 1975 年前后，从美国给我们写信，我们作为他的舅舅、舅母，也是长时间与他失去了联系。他信的内容主要是了解我们的近况，同时问及他弟弟思杜是否还活着。他大概是在海外听到关于思杜自杀的消息了。因为胡适遗嘱上说到他们兄弟俩分财产的事，他想证实思杜是否还在人世。当时，我们全家因为与胡适的关系，也是被整得几十年抬不起头，喘不过气，不敢给祖望回信，怕再因‘海外关系、胡适关系’等惹出祸端来，就把这封信交给学校的领导，征求他们的意见，结果学校没有回答我们。我们也不敢随便、轻易写回复祖望的信。”16

胡思杜在遗书中对胡思孟说：“现在我没有亲人了，也只有你了17”。细读其舅江泽涵的回忆，再来品尝其父胡适的“我们早知道，在共产主义国家里，没有言论自由；现在我们更知道，连沉默的自由，那里也没有” 18，那个时代的怪诞轮廓，便清晰起来了。

胡思杜的自杀，被组织定性为自绝于人民的畏罪自杀19；温故那段历史，拂去别有用心洒下的迷雾，可以清晰地见到，这哪里是什么畏罪自杀？明明是耀武扬威的权力对个体生命的肆意谋杀！明明是张牙舞爪的权力对个体希望的任意扼杀！

写于2017-4-17避难中20

18、1966年5月17日晚，自杀前写给北京市委的信（自杀时间：18日零晨，自杀方式：吃过量安眠药）：

彭真、刘仁同志并市委同志：

这些日子以来，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向着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和三十年代文艺所结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我完全拥挤并愿有机会用自己的全力投入这个伟大的革命斗争。

广大的工农兵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真正成为文化的主人、学术的主人，这个新时代的确已经到来了。我们应该为之欢欣鼓舞，只有那些牛鬼蛇神才会仇恨、咒骂。

尽管在这个斗争中，我已经变众矢之的。全国范围的批判运动正在胜利进展，人们一致声讨《巴山夜话》和“三家村”的“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但是，我一直努力带着当前的问题进一步学习毛主席著作，要想跟上革命形势的发展。

我看了所有能够看到的报道材料，对于工农兵群众对我的一切谴责，我认为都是可以理解的、正当的。如果我发现谁在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也一定要跟他斗争到底。何况广大的工农兵群众，他们是在我们的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从过去黑暗的生活是解脱出来，他们当然要坚决地起来保护党，保卫社会主义事业。

许多工农兵作者几乎都说：“听了广播，看了报上刊登的邓拓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气愤极了。”我完全懂得他们的心情。我对待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和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接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心甘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

目前斗争的焦点是“三家村黑帮”。这个责任全部应该由我来承当。因为我是负责管北京市的文教工作的，许多文章又是我写的，别人怎么能够，也不应该为我分担责任。市委的领导，从彭真同志、整个书记处、常委会以及个别部门的负责同志在内，没有什么错误的。如果说有错误，那只有一条，就是你们错用了我，是我在工作当中闯下了乱子，给党和首都的荣誉带来了意外的严重损害。

我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出现，确实同当时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背景是有关系的。大家都熟悉的“单干风、“翻案风”，我就不多说了。这里只提几件事情。

从1960年起，我们有三次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但是三次都受到批评，说我们是“贴标签”、“做广告”、“抬高自己”、“装门面”，因此是“庸俗化的作风”。这样，我们学习毛主席的著作的运动三起三落，组织有三批文章只登了一个头。

那个时候，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很大的片面性。说什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一定要求每个作家都照办，齐白石、梅兰芳以及其它国宝，就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当时还大力倡导“挖掘传统”、“抢救传统”。看戏要看《盗魂灵》、《柴市节》、《十八扯》、《花田错》、《女吊》等等。有的说：“看戏不是上课”，“不学技巧很危险。”因此强调老专家要赶快教徒弟，而“不论什么流派”。

仔细查阅我写的东西，与报上三次摘要和批语对照，联系自己当时的思想，我认为有许多问题要进行具体的分析和批判。

例如，大家强烈谴责，认为最恶毒攻击党的《伟大的容话》。我完全没有把那个孩子的诗和毛主席关于东风压倒西风的英明论断联系起来。主席对于世界形势的这一精辟论断，我在各种讲话和文章中有二十多次加以阐述，有历次稿件可查。事实上，那个孩子的诗，并不是以阐明东风压倒西风为主题的，我当时正听一个政治工作会议的传达，脑子里面只考虑到政治宣传方面如何克服标语口号式的作品，要求更具体更生动，联系活思想、活教材，做到有血有肉。但是，因为是杂文，句子总想俏皮些，带点刺儿，这是出乱子的劣根所在。

又如《专治“健忘症”》。我是根据两封读者来信（是从晚报编辑部转来的，应该查得到）写的。其中症状的叙述便是概括来信人说明的情况，有一个说他常常受到别人的责备，非常痛苦。为什么要提到巫医呢？我认为像卜卦、算命一样，让读者知道有这种骗人的把戏，就不会上当。至于西医的休克法，我确实听到过。有的青年医生揭露我瞎说《艾子后语》是医书，我在文章里没有说它是医书，它是小说，我不过联想到这个例子加以引用。还有“巴戟天丸”、“丹参饮子”两个方子，我是说《古今图书集成》、《医部汇编》中“健忘”条下看到的，并非杜撰。

再如，《说大话的故事》、《一个鸡蛋的家当》和《两则外国寓言》，意思很明显，不应该引起误解。《说大话的故事》是听见当时有的地方弄虚作假、谎报情况而写的。《一个鸡蛋的家当》是针对当时有些社队又出现搞投机买卖和进行剥削的行为而写的，文字表达的意思比后一篇更为明显。《两则外国寓言》写在苏修二十二大之后，所讲的竞技人的吹牛与山雀的夸口，显然是把“古巴事件”以赫鲁晓夫的嘴脸，比做“西方贵族老爷及其子孙们的交际场合中司空见惯”的一样。文中说到列宁用这个例子讽刺马赫派。我对好几个同事说，从杂文的观点来看，马赫派正好可以说成是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派。

文章的含义究竟如何？我希望组织上指定若干人再做一番考核。《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我写的文章合计一百七十一篇，有问题的是多少篇？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这相信这是客观存在的，一定会搞清楚的。

我过去写的文章，我近来查阅了一遍，已印未印的稿件，虽然不完全，但是，可以做出全面的分析和批判。

这几天报上刊登的我在《北京日报》座谈会上的谈话、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半工半读开学式上的讲话等等，有一些重要的地方与原话有出入。比如，我不只在《北京日报》座谈会上，而且在别的会上的讲话中，都一再说：听党的话，我从来认为就是要听毛主席的话，听党中央的话。不是我们这些人或是别的什么人可以把自己的话当作党的话，要大家听。而是要大家把我们说的话，和毛主席、党中央的话对照一下，哪些地方我们说错了，不符合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精神，大家就要提出批判。因此，我希望，那些记录应该好好地查对一下。

目前大家对我的揭露越彻底越好，我首先表示热忱的欢迎。我诚恳地希望大家真正按毛主席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所说的：“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蝇，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但是，这种批判，应该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这样去做，不断地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我对自己的错误也越来越感到憎恶。我怎么就写杂文呢？而且那么随便，顺手牵羊，东拉西扯，晚上一写，明天交稿，笔越写越滑溜，这样不犯错误才算怪咧。那两年我的确没有听到反对的意见。截止1962年8月以前，我收到读者来信和编辑部反映的材料，一个劲督促我多写。来往的许多同志也给我加油，有的还给我出题目。几个报刊编辑部都曾经来信约稿。这里边的教训真够深刻的了。

最初我没有想到自己的错误性质会这样严重。我约了吴晗和廖沫沙给“三家村”写稿，想不到就成了黑帮。这个期间报上批判的文章说我是反党反人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是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分子，是漏网的右派。现在戚本禹同志的文章说我是一个叛徒，我认为这是代表党对我所做的政治历史结论。

我应该说明的是：抗战前我两次被捕的情形，已有多次向党交代，我相信党已经做了详细的调查和考察。第一次被捕时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敌人千方百计逼我供出张稼夫同志的关系，我说不知道，记不得了，不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忘记他是哪里人，敌人终于没有法子。江西一位女同志，原名黄月珂，她曾说我在看守所跟她对质过，这不是事实。有一个叛徒曾经找她和我说降。我当时一言不发，她却大骂起来，说她家的田地财产都给红军抢光了，她恨死共产党了。我认为他不应该为了掩护自己在敌人面前骂党。第二次被捕的关键问题是敌人力逼我供出联系人来。当时我的联系人是刘子厚同志，我已事先把他护送回北京了，因此敌人捉到我就到头了。有一位施于民同志曾经跟我对质，我责问毫无根据诬赖好人，后来他改口说认错了人。

第一次被捕出来以后，我就参加了“福建人民政府”，遇到季步飞、刘湘纹夫妇，他们是党派到福建人民政府工作的，我把被捕经过详情托他转报上级党组织，他说要解决我的组织问题，先参加工作，与他发生单线关系。后业福建人民政府失败，我们的关系又断了。以后遇到刘子厚同志，我又把全部经过向他报告，他说要负责解决我的组织问题，决定派我去苏北，绕路过开封了解情况，不料我又被捕了。

在太原见到黄敬同志的时候，以及到了晋察冀之后，我都一再地将两次被捕情况向党报告，在巩固党、整党、整风的几次运动中，我都写过详细报告，交给党审查。

因此，我过去并不认为自己是混进党内、伪装积极，骗取党和人民的信任。我自己一直认为是在我们党的领导下，为革命事业不顾一切地努力奋斗。

说我在反右斗争中，是站在右派方面摇羽毛扇的。这一点，我过去也是不了解的。我写过《废弃“庸人政治”》的短文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这件事情我后来向乔木同志做了检讨，并在《人民日报》的一篇自我批评的稿子中交代过的。

人大学生林希翎闯到报社办公室，跟我只谈过一次话，当时《人民日报》的秘书也在场。我怎么也不会把她当“最亲密的人朋友”。

离开《人民日报》是我在反右派斗争以前就提出请求的，紧接着反右斗争开始了，我尽力把工作支持下来。后来决定调动工作的时候，邓小平同志亲自召集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两个编委会的同志开会，肯定了过去成绩是主要的。乔木同志也到报社讲过一次话，同邓小平同志讲话精神一致。

到北京市委来工作，同样是经过中央正式决定的。我不知道戚本禹写文章的时候，是否了解这些情况？

还有林杰同志的文章中提到我留别《人民日报》同志们的一首诗。他把其中一联解释错了。“屈指当知功与过”是讲自己现在明白了成绩和缺点、错误的所在。“关心最是后争先”是说明我最关心的是要使《人民日报》工作中的落后方面，赶快克服，争取成为先进。这和我离开报社时的讲话是一个意思。

但是，无论如何，我已被报点名说成是叛徒了。我的妻子、儿女痛斥了我，离开了我。当然，她们做的对。这些日子，她们已经为我受了许多精神上的痛苦，我希望今后再不至于因为我而刺伤她们。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都发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

当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再一次高呼：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邓拓，1966年5月17日夜

——《邓拓全集【第5卷】哲学·经济·文化艺术·新闻工作卷》第427-433页（全），《邓拓》第104-106页（略），《书生邓拓》第317-318页（略），《邓拓传》第150-151页（略），《邓拓和他的一家》第209-211页（略），《才子邓拓：一位蒙冤者的血泪人生》第362-365页（略），《邓拓后十年》第219-222页（略），《名人遗书》第523、524页（略），《告别人间：名人遗书》第257、258页（略），《历史的代价：文革死亡档案》第41页（略）。

他们受屈而死，怎么还喊‘万岁！’？萧乾在他的个人回忆录是这样解释的：我反正死定了，何不乘此给洁若和孩子求求情，请革命群众对他们高抬贵手。在红色政权之下，先死比后死幸运，死了比活着幸运，因为死了就不再有知觉和感情了。——《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回忆录》第289页。

19、1959年9月，当听到家乡解放了，作诗《寄父》：

诗来天末写残笺，猛忆儿时课读虔。

风送塔铃遥自语，月沉鸟梦静初圆。

高堂贫病暮年苦，战士青春新岁还。

乡国今朝欣解放，好将马列作家传。

——《邓拓全集【第4卷】 诗词散文卷》第87页。

20、1966年5月17日晚，自杀前写给妻子的信（自杀时间：18日零晨，自杀方式：吃过量安眠药）：

一岚：

你和孩子离开我是对的，同样，我不能让你们再跟我一起了。

盼望你们永远做党的好儿女，做毛主席的好学生，高举毛主席思想的伟大红旗，坚持革命到底，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奋斗到底！

我因为赶写了一封长信给市委，来不及给你们写信。此刻心脏跳动很不规律，肠疾又在纠缠，不多写了。

你们永远不要想起我，永远忘掉我吧。我害得你们够苦了，今后你们永远解除了我所给予你们的精神创伤。

永别了，亲爱的。

大云     5月17日夜

——《名人遗书》第525、525页（全），《告别人间：名人遗书》第258页（全），《邓拓后十年》第222页（略），《才子邓拓：一位蒙冤者的血泪人生》第366页（略），《邓拓和他的一家》第212页（略），《邓拓传》第页152（略），《书生邓拓》第319页（略）。

21、1966年后，批“三家村” 邓拓、吴晗、廖沫沙时，传遍很广的一首歌谣。——《邓拓和他的一家》第222页，《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寻访实录》第69页。

22、1948年3日，正是邓拓与丁一岚结婚6周年，邓拓作诗送妻，誓与妻子白头到老，名《无题》：

忆自滹沱河畔游，鹣鹣形影共春秋。        

平生足慰齐眉意，苦志学为孺子牛。            

久历艰危多刚介，自空上俗倍温柔。           

六年血火情深处，山海风波定白头。

——《丁一岚传》第128页，《邓拓全集【第4卷】 诗词散文卷》第85页，《邓拓的后十年》第161页（其时间为1948年4月28日，邓拓与丁一岚结婚于3月，如是周年纪念，应是3月写成才合乎情理）。

23、1944年秋，有消息说敌人要来扫荡边区，邓拓及妻子丁一岚分队转移。邓拓对自己内部4的怀疑、打击，难以忍受，写长诗寄给妻子，倾诉内心惆怅。邓拓当时寄给妻子的诗——《战地歌四拍》：

一年又值秋风起，北雁祗南飞，望南来雁影无踪，算不合关山阻？

远水绕荒村，莫是枕经眠未晓？明镜菩提勤拂拭，不着人间尘土。

青丝依样似旧时，镇日书空，孤怀无寄！

入乡有意从头认，壮志纵成烟，不向蓬蒿浪掷！

心血如潮，七度春秋销北地，数三十又三年，哀逝堪伤天欲晦；问后来岁月，还能几许？

古道凄清埋诗冢，高山流水休再听，广陵散绝，无复当年韵！

只如今抖擞旧精神，酬尽心头文字债，待取新衣上征途，好将身手试，长为孺子牛。

鼙鼓又声喧，打叠琴书无着处，缩地失长鞭，脚跟无线，咫尺吴头楚尾。

想旦夕四野动烽烟，顾不得惊起伯劳飞燕各西东。

漫负笈携囊早登程，且休回首，向莽莽平沙去处舞干戈，莫念那恒岳巍巍云里人！

别离滋味浓还淡，欲诉又笺残，想将心绪谱奇弦，弹与知音人见；

结伴同行重话旧，不识何时也！

果不相逢时，强饭加衣好护持，独立西风里，珍重复珍重！

——《邓拓全集【第4卷】诗词散文卷》第62-64页，《丁一岚传》第172-174页。此诗1948年邓拓帮妻子抄于丝绢上。文革中，丁一岚为了保护此诗不被抄走，将它缝补在贴视棉袄里，最终得以保全。但在下放五七干校劳动时，字迹被汗水浸湿。——《丁一岚传》第167页。

24、这是一首妻子悼念亡君的词，里头有后来者不为人知的故事：每年5月18日邓拓的忌日，我都写封信，倾诉我对他的思念，以及我想说的话。因为心里话对谁、对孩子都不能说，只有写在信上再偷偷烧掉。直到1974年，邓拓离开我们八年了，我仿苏东坡悼念亡妻写的一首《江城子》，寄托我的哀思。——《丁一岚传》第167页。“遂安”是丁一岚与丈夫所住的地方，邓拓就是在那里自杀的。丁一岚在那里，不知度过了多少个 “风雨夜，雷雨狂”的日子。

相关资料：

1、《邓拓》，王必胜著，人民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

2、《书生邓拓》，李玲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

3、《邓拓评传》，王必胜著，人民日报出版社，2013年版

4、《邓拓传》，顾行、成美著，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5、《忆邓拓》，廖沫沙等编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6、《邓拓和他的一家》，庞旸著，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7、《邓拓的后十年》，宋连生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8、《邓拓：文章满纸书累》，李辉著，大象出版社，2000年版

9、《人民新闻家邓拓》，晋察冀时报史研究会编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0、《才子邓拓：一位蒙冤者的血泪人生》，张帆著，海天出版社，2003年版

11、《末带地图的旅人：萧乾回忆录》，萧乾著，中国文联出版社，1991年版

12、《邓拓全集·第四、五卷》，邓拓著，常君实编著，花城出版社，2002年版

13、《人民日报回忆录》，人民日报报史编辑组编著，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

14、《邓拓：毛时代的中国文人》，齐慕实著，郭莉、黄新译，牛津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15、《王若水80周年诞辰纪念：自述•作品•年表》，王若水若，publisher not identified出版，2007年版

16、《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寻访实录》，王友琴著，开放杂志出版社，2004、2007年版

17、《晋察冀日报大事记1937.12-1948.6》，晋察冀日报大事记编写组编著，群众出版社，1986版

18、《往事钩沉：重大冤案实录》，杨万福、田林、润林编著，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版

19、《名人与冤案：中国文坛档案实录（三）》，胡平、晓山编著，群众出版社，1998年版

20、《丁一岚传》，成美、陈道馥、薛夏原著，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1年版

21、《历史的代价：文革死亡档案》，金石开编著，中国大陆出版社，1993年版

22、《中外名人自杀之谜》，刘劲生、王允红编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

23、《智慧的痛苦》，王若水著，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1989年版

24、《告白人间：名人遗书》褚赣生、邹益编著，杭州出版社，1996年版

25、《名人遗书》，李秀忠、李树房编著，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年版

26、《自杀的艺术家》，许明善著，北方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27、《难得清醒》，李庄著，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

28、《观察》，储安平编著，观察周刊社，1937年版

1、1986年5月10日，在福州邓拓学术思想讨论会上，胡绩伟的发言。——《人民新闻家邓拓》第47页，《人民日报回忆录》第279页。胡绩伟是邓拓的老部下，后来做过《人民日报》的总编辑、社长。

2、1929年初夏的邓拓高中毕业，他乘船来到上海，准备参加那里几所大学的招生考试。考前，邓拓到南京中央研究院见其三哥邓叔群，三哥建议他报考清华大学，然后争取拿政府奖学金去美国留学，也提出愿意为其支付大学学费，当时邓拓同意了这样的安排。然后一回到上海，跟一群同乡跑去看电影，晚上睡过了头，错过了清华招生考试的前半场，因而另外考取了上海的光华大学（光华校训：读书勿忘救国，救国勿忘读书），与清华大学（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失之交臂，在光华大学读政治法律系。事后，当三哥责备他时，他蛮横无理地说：你以为清华和留学，便能挽救国家的命运吗？在这个国民党的腐败官僚掌握之下，所有的科学和文化的贡献、设施，都是空话！——《邓拓：毛时代的中国文人》第16、17页，《名人与冤案：中国文坛档案实录（三）》第37页，《往事钩沉：重大冤案实录》第101页，《邓拓》第6页，《书生邓拓》第23页，《忆邓拓》第229页，《人民新闻家邓拓》第13页，《邓拓评传》第18、19页，《邓拓和他的一家》第16、17页，《邓拓全集【第5卷】哲学·经济·文化艺术·新闻工作卷》第439页，《邓拓的后十年》第6页。

3、1930年，邓拓经郝连如介绍，秘密加入共产党。——《邓拓的后十年》第10页，《邓拓全集【第5卷】哲学·经济·文化艺术·新闻工作卷》第439页（介绍人未知）。入党后，起了一个革命的名字，叫丁丙根。——《邓拓：毛时代的中国文人》第18页。

第一次入狱：1932年12月11日，在纪念“广州起义、广州暴动”的公开游行中被捕，在南京和苏州监狱里度过将近8个月的时间，后经其父的多方奔走，于 1933年9月出狱（此处采用其妻丁一岚的说法，其它说法各有不同，有的说春天，也有的说夏天。在齐慕实所著的‘邓拓：毛时代的中国文人’中，邓拓为了获得释放，签过一份宣布放弃共产主义的退党申明）。——《邓拓：毛时代的中国文人》第22-24页，《名人与冤案：中国文坛档案实录（三）》第41页，《往事钩沉——重大冤案实录》第101页，《邓拓》第9、10页，《书生邓拓》第33、37、345页，《人民新闻家邓拓》第16、17、204页，《邓拓评传》第26页，《邓拓传》第19、22页，《邓拓和他的一家》第22、23页，《才子邓拓：一位蒙冤者的血泪人生》第3-6页，《邓拓全集【第5卷】哲学·经济·文化艺术·新闻工作卷》第439页，《邓拓的后十年》第12页（经国民党人曾仲鸣、褚民谊保释出狱）。

第二次入狱：1937年6月，因参加“中国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活动，于河大毕业考试后被捕。又一次经家人营救，月余出狱。此次负责营救的人物，从其父亲换成了大哥大嫂。——《邓拓全集【第5卷】哲学·经济·文化艺术·新闻工作卷》第441页，《名人与冤案：中国文坛档案实录（三）》第45、46页，《往事沉钩——重大冤案实录》第102页，《邓拓》第13页，《书生邓拓》第55页，《人民新闻家邓拓》第22页，《邓拓评传》37页，《邓拓和他的一家》第28、29页，《才子邓拓：一位蒙冤者的血泪人生》第10页，《邓拓的后十年》第15页。

4、1944年5月，邓拓受命系统性地主编中共历史上第一本《毛泽东选集》（受命于聂荣臻、程子华、刘澜涛，北方晋察冀分局是执行党中央关于应该系统出版毛泽东著作的指示，当时中共中内宣传委员会的书记是毛泽东、副书记王稼祥）。《毛泽东选集》有两种版本：一种是单卷精装本，另一种是蓝色油印的五卷本。（邓拓不署地在<编者的话>中写道：“毛泽东的思想就是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的思想，就是党内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就是最能代表中国革命人民利益的思想。”在编《毛泽东选集》的同时，1944年夏，受到延安整风运动的波及，邓拓因为过去的旧历史受到审查，进入学习班（《邓拓全集【第5卷】哲学·经济·文化艺术·新闻工作卷》附录二生年表中，邓拓整风学习的时间为1944年夏到1945年春，第445页；按《丁一岚传》中丁一岚的说法：晋察冀的整风学习从1943年冬就开始了，当时名为“抢救运动”，河南的党被组织上怀疑是假党，邓拓是从河南来的，凡是从河南来的党员，都受到新一轮的审查，第105页；对于这次审查，《邓拓：毛时代的中国文人》中有另一种说法：1944-1945年邓拓因当时歌颂聂荣臻的错误思想受到批评，并且再度因1932年入狱那段历史受到审查，第116页）。——《邓拓：毛时代的中国文人》第111、112页，《名人与冤案：中国文坛档案实录（三）》第80、73页，《往事沉钩：重大冤案实录》第102页，《书生邓拓》第128、347页，《人民新闻家邓拓》第207页，《邓拓全集【第4卷】 诗词散文卷》第64页。

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主义的来源：1942年2月，中央马列学院教员张如心在文章中首先提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概念。同年2月8日，张又第一次在《解放日报》对“毛泽东主义”做了阐释。1943年7月5日，中央研究组副组长王稼祥在《解放日报》发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以之代替“毛泽东主义”。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在延安举行，此次大会，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邓拓：毛时代的中国文人》第109、110页，《书生邓拓》第124-128页。

5、在毛泽东的建国初期，邓拓领导《人民日报》所发挥的影响力，请看以下相关数据：

《人民日报》发行量：1949年，总共发行8万多分，到1953年增加到48万份，1955年变成55万份。——《书生邓拓》第177页，《邓拓传》第71页（1949年为9万份），《邓拓和他的一家》第114页（1949为9万份，1952年为40万份）。

《人民日报》人员：1949年，只有200人，1951年发展上万人。——《书生邓拓》第177页，《邓拓：毛时代的中国文人》第134页（1951年发展到上千人）。

《人民日报》社论：1949年，一年下来，100篇不到，1951年达到200多篇；——《名人与冤案：中国文坛档案实录（三）》第93页，《邓拓》第66页，《邓拓评传》第122页。

《人民日报》由来的历史：1937年12月11日，《抗敌报》成为晋察冀军区的官方双页报纸，每三天出一期；1938年4月，中共晋察冀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党委会把《抗敌报》确定为晋察冀边区党委的机关报，邓拓任总编和主任；1940年11月7日，《抗敌报》改名为《晋察冀日报》，报纸从过去的三天一期改为日期，版面从双页扩充到四页；1948年6月14日，《晋察冀日报》和晋冀鲁豫地区党报《人民日报》（该报于1946年5月15日创刊。——《难得清醒》第107页）合并为《人民日报》，属华北局；1949年2月2日，北平版《人民日报》创刊，由范长江任总编，时为北平市委的机关报；1949年3月15日，华北局的《人民日报》由河北迁入北平出版，《人民日报》北平版停刊，改出《北平解放报》，由邓拓任社长，时为北平市委机关报。1949年8月1日，《北平解放报》停刊，华北的《人民日报》改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同年秋，邓拓任总编。——《邓拓：毛时代的中国文人》第60、61、68页，《晋察冀日报大事记》第2、6、7、277页，《名人与冤案：中国文坛档案实录（三）》第7、50、56、89、90页，《邓拓》第63页，《书生邓拓》第153、154、348页，《邓拓评传》第117、118、228页，《邓拓传》第50、57、66、68、69、302页，《邓拓和他的一家》第51、52、55、104、107页，《丁一岚传》第99页，《邓拓的后十年》第19、22、27页，《邓拓全集【第5卷】哲学·经济·文化艺术·新闻工作卷》第447、448页。

6、1956年，《人民日报》进行改版，从7月1日开始，从原来的6个版面扩大到8个版面。——《邓拓传》第83页。改版后的《人民日报》毛泽东并不喜欢，说‘纸张紧张，还出那么多版，谁看得完？’——《邓拓和他的一家》第134页，《才子邓拓：一位蒙冤者的血泪人生》第275页；在1957年4月10日，那次著名的批邓拓‘死人办报’的当天，对于《人民日报》改为八个版面的事，有人说是经过中央同意的，毛泽东问中央是谁呀？答：请示过毛主席。毛泽东说：如果是那样，是我说了昏话，我的很多话你们都听不进去，这件事你们就听进去了。——《邓拓的后十年》第57页，《邓拓：毛时代的中国文人》第198页，《智慧的痛苦》第319-327页。

7、1956年6月，刘少奇根据党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布置中宣部起草一篇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文章，作为《人民日报》的社论发表。文章经邓拓修改后，排出清样，送刘少奇、陆定一、胡乔木再次修改，最后送毛泽东同志审定。毛泽东同志批了三个字：“不看了”。从这三个字上，邓拓意识到毛泽东同志的不满，又特定在定稿上写了：‘全文（20）日见报，改排新五号字’，想以较小的字发表，以减轻其分量。但是，即使这样，这篇社论在6月20日发表以后，仍然多次受到毛泽东同志的严厉批评和指责。——《丁一岚传》第139页，《书生邓拓》第181、182页，《邓拓和他的一家》第135、136页。

在《邓拓的后十年》第74、75页，《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这篇文章，由中宣部陆定一督办，陆定一将社论清样送刘少奇审阅时，还在清样上附一白纸写道：“少奇同志，嘱写社论，已由本部王宗一同志写好。我认为可用，特送上请审正。”最后将清样送毛泽东同志审定时，批了‘不看了’；而在《邓拓：毛时代的中国文人》第179页，曰此文为邓拓起草，然后送中宣布陆定一及其他人修改，最后经刘少奇审阅、通过，毛泽东在大样上批了‘不看了’三个字；胡绩伟在《人民日报回忆录》第275页的文章中也提到“反冒进”的文章，是邓拓主持起草和精心修改的。

8、1957年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社论，毛泽东看了社论并在自己的卧室召见了《人民日报》的编委及这篇社论的执笔人王若水。邓拓在这次召见中，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经历人王若水在文革写的自传中，对邓拓之所以受到批评，做了这样的诠释：毛主席提出了“双百”方针，邓拓按兵不动，相反却发表了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进行抵制（邓拓曾拟定了一个宣传双百方针的计划，送到胡乔木那里，被压下来了。和《文汇报》、《光明日报》等非党报比，作为中央党报的《人民日报》的确对双百方针显得不那么热情和主动，这使得毛泽东很恼火）。——《王若水80周年诞辰纪念：自述•作品•年表》第32、85页，《智慧的痛苦》第319-327页。

4月10日的谈话略记：

毛泽东对大家说：睡不着，找你们来谈一谈。看了今天的社论，虽然发的晚一些，还是好的，总算对陈其通等人的文章表了态。

毛泽东对邓拓说：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已经开过一个多月了，共产党的报纸没有声音，而让非党的报纸举着这面旗职。过去我说你是书生办报，不是政治家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

邓拓解释说：过去中央有规定，党的会议不发消息，主席讲话没有公布前，也不引用。

毛泽东打断他的话说：中央什么时候有这个规定？最高国务会议发了消息，为什么不发社论？为什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越来？宣传会议不发消息是个错误。这次会议有党外人士参加，为什么也不发消息？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及时宣传。最高国务会议以后，《人民日报》没有声音，非党报纸在起引导作用，党报被动，党的领导也被动。党报在非党报纸面前丢脸。叫你来列席政治局会议，中央精神你都知道，有什么用？只有一个作用，就是增加板凳的折旧费。

毛泽东转向几个副总编辑：你们真怪。难道你们都同意他吗？是不是因为邓拓会团结人，你们的意见都那么一致？几个副总编辑铁板一样，不愿意背弃自己的主编。有意见可以争论嘛！，要敢于给邓拓提意见，顶多撤职。为什么一点风都不透，没有一个人向中央写报告情况？我的意见，你们只要不到马路上去闹，什么意见都可以讲。大概邓拓你有德，他们不忍心反对你……我看你很像汉元帝，优柔寡断。你要是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

邓拓说：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汉元帝，不过我实在是感到能力不够，难以胜任。希望主席考虑撤掉我的职务。我几次诚心诚意地提出这个请求……

毛泽东激动地说：我就相信你那么诚心诚意！你只知道汽车进，汽车出，养尊处优。你不要霸住茅坑不拉屎……

最后由胡乔木说这件事不能全怪报社，他也有责任，毛泽东才停了下来。

——《邓拓：毛时代的中国文人》第190-198页，《智慧的痛苦》第319-327页，《邓拓的后十年》第52-56页，《邓拓》第75页，《书生邓拓》第191-200页，《邓拓传》第81-93页，《才子邓拓：一位蒙冤者的血泪人生》第271-298页，《邓拓评传》第141页，《邓拓和他的一家》138-142页，《名人与冤案：中国文坛档案实录（三）》第102页，《邓拓全集【第5卷】哲学·经济·文化艺术·新闻工作卷》第451页。

9、1959年2月，《人民日报》在新总编吴冷西的带领之下，为邓拓举行了欢送大会，而邓拓早在1958年8、9月，就离开《人民日报》社到北京市委去上班了。在此次欢送会上，作诗《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

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

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

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

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

——《邓拓：毛时代的中国文人》第224页，《邓拓的后十年》第85、86页，《邓拓》第84、86页，《书生邓拓》第221页，《人民新闻家邓拓》242页，《邓拓和他的一家》第151、152页，《才子邓拓：一位蒙冤者的血泪人生》第291页，《丁一岚传》第156页，《邓拓全集【第4卷】诗词散文卷》第120页，《邓拓全集【第5卷】哲学·经济·文化艺术·新闻工作卷》第452页。

欢送时间考：《邓拓：毛时代的中国文人》第224页中，欢送的时间为1959年2月20日；《邓拓全集【第5卷】哲学·经济·文化艺术·新闻工作卷》第452页、《邓拓和他的一家》第151页、《邓拓全集【第4卷】诗词散文卷》第120页，欢送会的时间均为1959年2月；《邓拓的后十年》第85页、《邓拓》第84页、《书生邓拓》第221页，时间均为1959年2月12日；《名人与冤案：中国文坛档案实录（三）》第14页、《人民新闻家邓拓》242页、中的时间为1958年，显然错误，那年8月邓拓只是离开《人民日报》去北京市委，欢送并没有举行。

离开《人民日报》时间考：《书生邓拓》第221页、《邓拓全集【第5卷】哲学·经济·文化艺术·新闻工作卷》第452页，调离时间为1958年9月；《邓拓和他的一家》第151页、《才子邓拓：一位蒙冤者的血泪人生》第291页、《丁一岚传》第156页，调离时间均为1959年8月。

邓拓职务变动侧记：1957年6月1日，吴冷西接胡乔木通知，说毛泽东要见他。在毛泽东的住处见到了主席，闲谈片刻之后，毛直截了当地对吴说想他去人民日报工作，同时兼任新华社社长。这任务来的太突然，吴再三推辞，毛泽东给了他十天的时间考虑。6月13日，毛泽东再次召见吴冷西的时候，虽然吴还是有意推辞，但毛泽东说：没有那么多好考虑的了，中央已经决定你去人民日报，而且今天就要去。今天你以胡乔木的帮手身份去，帮他看大样，你看了他再看，由他签发。这样工作一段时间，中央正式宣布你当总编辑，同时还可以继续兼任新华社社长，把两个单位的宣传统一起来。半个月后的6月29日，党中央正式任命吴冷西为《人民日报》的总编辑，主管新闻和版面；邓拓改任社长，主管评论、理论和文艺。吴冷西当《人民日报》的总编，毛泽东跟他说要有五不怕精神：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吴冷西在《人民日报》工作了9年之后，于1967年终于成为了毛泽东的阶下囚。——《人民日报回忆录》第1-10页，《邓拓全集【第5卷】哲学·经济·文化艺术·新闻工作卷》第451页。

10、1959年秋，丁一岚因为批评党的政策，受党组织的党内警告处分，撤消广播局总编辑室副主任职务，之后局党委委员也落选，并下放到湖北省遵化县建明公社劳动改造，直到1960年底，才回到广播局调对处对外部工作。——《丁一岚传》第146-157页，《书生邓拓》第235页。

11、1959年1月1日，作《庆春泽·迎接1959年元旦》：

中国飞奔，全球注视，东风吹遍大千。

领导英明，前途幸福无边。

人民忠勇勤劳甚，更难能足智多贤。

有雄心，改造家乡，建设田园。

新年又值春光早，看棉粮歌舞，钢铁腾欢。

一望高潮，竟然倒海移山；再经苦战几回合，管教他地覆天翻。

盼将来，星际通航，世界长安。

——《邓拓全集【第4卷】 诗词散文卷》第118、119页，《邓拓的后十年》第92页。

12、1961年1月1日，应《人民日报》之约作《春风袅娜·迎接一九六一年元旦》：

听，春雷欲动，大野昭苏，辞旧岁，展鸿图。

趁良辰美景，同心戮力，坚持奋斗，切莫踌躇！

革命翻身，新邦建设，万里长征无坦途，旷古中华好儿女，从今为主不为奴！

世界云腾龙舞，当前形势——殖民地拉朽摧枯。

东风疾，西风徂，五洲板荡，六合替虚。

我国人民，冲天壮志，三年跃进，四海欢呼。

红旗高举，看工、农、商、学，军民各业，谁是先驱？

——《邓拓全集【第4卷】诗词散文卷》第192、193页，《邓拓的后十年》第111页。

13、1960年2月，邓拓在《新建设》杂志上，颂扬毛泽东的大跃进政策，他写道：大跃进是举世无双的胜利，只不幸被自然灾害消弱了他的光芒（齐慕实在《邓拓：毛时代的中国文人》第232页中的观点：邓拓1958年初和庐山会议以后，发表支持大跃进的作品，其数量之多，范围之广，以至于迫于压力违心而作这种说根本不可能成立。）——《邓拓：毛时代的中国文人》第214页。

14、顾行是《北京晚报》的副主编，刘孟洪是该报副刊编辑，1960年底就有请邓拓在《北京晚报》开设栏目的想法。一开始邓拓并没有答应他们，1961年3月初，在顾行与刘孟洪的软磨硬泡之下，邓拓终于答应了开栏的请求。栏目命名为《燕山夜话》，专栏每同刊出两次，从1961年3月19日开始，到1962年9月2日结束。关于栏目的命名，邓拓这样解释：“燕山，是北京一条主要山脉；夜话是夜晚谈心的意思。马南邨取‘马兰村’的谐音，那是我们原来办《晋察冀日报》所在的一个小山村，我对它一直很怀念。”——《忆邓拓》第111-115页，《书生邓拓》第241-245页，《邓拓》第90-92页，《邓拓全集【第5卷】哲学·经济·文化艺术·新闻工作卷》第454页，《名人与冤案：中国文坛档案实录（三）》第116、117页，《邓拓传》105页，《邓拓和他的一家》第163、164页，《才子邓拓：一位蒙冤者的血泪人生》第309、310页，《邓拓的后十年》第126-128页，《丁一岚传》第161页。

《燕山夜话》封笔原由：

A、关于邓拓《燕山夜话》为什么写到《三十六计》就不写了，邓拓在出版的《燕山夜话》第五书集《奉告读者》中这样讲到：由于近来把业余活动的注意力转到其它方面，我已经不写‘燕山夜话’了。并说：前一段时间写《燕山夜话》是被人拉上马的，现在下马也是为了避免自己对自己老有意见，等将来确有一点心得，非写不可的时候，再写不迟。——《邓拓》第93、94页、《忆邓拓》第129、130页，《名人与冤案：中国文坛档案实录（三）》第119页，《邓拓评传》第187、188页，《邓拓的后十年》第135、136页。

B、对于邓拓为什么停写《燕山夜话》，周扬在《邓拓文集序言》中，有另外一种说法：1962年秋冬，夜话的发表是作者衷心拥挤积极贯彻中央这些正确方针的表现，但他在表达自己正当的不满时，仍然力图采取委婉的方式；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指导思想重新抬头的时候，他就搁笔不写“夜话”这类杂文了。——《才子邓拓：一位蒙冤者的血泪人生》第313页、《邓拓评传》第188页、《名人与冤案：中国文坛档案实录（三）》第119、120页。

邓拓写《燕山夜话》时间考：《邓拓：毛时代的中国文人》第276、372页、《丁一岚传》第161页、《邓拓和他的一家》第164页、《邓拓传》105页、《邓拓评传》第176页（其175页为1961年2月为误）、《书生邓拓》第243、244页、《邓拓》第90页、《名人与冤案：中国文坛档案实录（三）》第116、117页、《邓拓全集【第5卷】哲学·经济·文化艺术·新闻工作卷》第454页，时间均为1961年3月19日；《忆邓拓》第115页，《才子邓拓：一位蒙冤者的血泪人生》第300页，时间均为1961年3月9日；《邓拓的后十年》第128页，时间为1961年3月10日。

邓拓《燕山夜话》文章数考：《邓拓的后十年》第128页、《丁一岚传》第161页、《邓拓和他的一家》第164页、《邓拓传》105、106页《邓拓评传》第181页、《邓拓》第92页、《名人与冤案：中国文坛档案实录（三）》第116、117页、《邓拓全集【第5卷】哲学·经济·文化艺术·新闻工作卷》第454页，均为153篇；在《书生邓拓》第245页中，《燕山夜话》从开始至结束，总共发表了147篇文章；《忆邓拓》第115页，为152篇；《才子邓拓：一位蒙冤者的血泪人生》第300页，为154篇。

15、1961年9月，邓拓请吴晗、廖沫沙在北京四川饭店吃饭，说动他们给《前线》新开的一个跟《燕山夜话》风格类似的专栏写稿。三人之中唯一的幸存者廖沫沙回忆说，当时只是确定了栏目名称，确定了三人名字中各取一字，分别是吴（吴晗）、南（邓拓写《燕山夜话》时用的笔名‘马南邨’中的南）、星（廖沫沙笔名‘繁星’），从而得到了栏目作者的联合笔名‘吴南星’，并约定文章篇幅在一千字左右，内容为生活、教育、思想、工作等等，邓拓还说‘吴晗同志可以写历史’，至于每一篇的主题和内容则全由作者自行决定。邓拓于1961年10月开始写《三家村札记》，到1964年7月停笔。——《邓拓：毛时代的中国文人》第268页，《书生邓拓》第249页，《邓拓和他的一家》第165、166页，《邓拓的后十年》第137-140页，《丁一岚传》第161页。

《三家村札记》文章数统计：《前线》杂志上的《三家村札记》全部以联合笔名吴南星的名义发表，其中邓拓执笔18篇，吴晗21篇，廖沫沙21篇。除这三位主要作者外，还有5篇或由杂志编辑部其他同志代写，或由邓拓出面约稿，其中李远1篇，李筠2篇，张世绩1篇，李文1篇。——《邓拓：毛时代的中国文人》第268页，《邓拓的后十年》第139、140页。

16、1937年3月8日，储安平在《中国的政局》里比较国共两党的言论自由：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观察》第2卷第2期第3-8页。

17、1965年，以毛泽东夫人为首批吴晗的《海瑞罢官》斗争开始。然而，北京彭真所领导的班子，并不赞成对吴晗进行政治批斗，只限于在学术的范畴内进行探讨。上海发的批判吴晗的文章，到了北京，得不到响应，即使响应批了，也是敷衍，出来的文章不痛不痒，这事让泽东甚是恼怒。然后，才有了1966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杭州的天庭震怒。1966年3月17日至2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上海的沪剧《芦荡火种》不能在北京演出，批评彭真是搞‘独立王国’；1966年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杭州跟夫人江青、康生、张春桥谈话时，骂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需要解散’；并说中宣布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丁一岚传》第162、163页，《书生邓拓》第297-305页，《邓拓传》138-145页，《才子邓拓：一位蒙冤者的血泪人生》第317页，《邓拓的后十年》第199-204页。

今天的宣传机器，依然离不开《人民日报》这种党的机关报，中央靠它向人民传达党集体的意志，虽然不再是“毛泽东思想”。而想当年，驾驭《人民日报》这台机器驰向共和国，为新政权的江山巩固涂脂抹粉，离不开一个人，那就是邓拓。一个出身于清朝末代知识分子家庭，成长于民国相对自由的政治环境，效力于共产党的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意识形态型知识分子。

邓拓出生的这一年，正好赶上改朝换代的1912年，而他刚刚步入小学的这一年，却又碰上影响中国深远的1919年。可以说，他的整个青少时代，中国社会都充满着巨变。

高中毕业的他，本来有机会步入清华，他却因为看电影睡过了头，错过了考试的上半场，退而求次地去了光华2。1930年，这个18岁，涉世不深、不谙世事的孩子，懵懂地加入了共产党。1937年以前邓拓的人生，本应该是安静求学的岁月，却因为参加党的政治活动，曾两次入狱3；虽然二度都是经过亲人的设法营救才得以而恢复自由，虽然二度都看不见他所加入的组织搭救他的身影，而他却无可救药地追寻着他所找到的信仰，甚至为之牺牲也在所不惜。

对于中国来说，卢沟桥事件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对于邓拓来说，日军的来犯，迫使他与很多中国人一样背井离乡；所不同的是，很多人是逃难，而他却是奔向革命。1937年，也是他第二次出狱不久，他离开了亲人，来到了晋察冀，真正来到了党的怀抱。从此，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以党媒为枪手，以宣传为宗旨，或杀敌，或虐己。他的一生，服务于党，荣辱与共，生死相随。

1938年4月，22岁的邓拓被聂荣臻委以重任，成为了晋察冀机关报《抗敌报》的主任。这《抗敌报》，如果从考证学角度来讲，它是《人民日报》真正的前身。邓拓真的是才气袭人，作为党的宣传能臣，在最严酷的延安整风运动波及的审查中，他不遗余力地为“毛泽东思想”摇旗呐喊4；在国共角逐的烽火硝烟中，他以宣传为武器，向国民党猛烈开火；在建国初期，在他的带领之下，党的喉舌——《人民日报》攻城拔寨，发行量从几万份迈向几十万份，党集体的意志通过报纸进入毛泽东王国的每一个角落5。可以说，从晋察冀一路走到北京城，从战争年代一路走到和平年代，邓拓，作为一员忠诚于共产党、忠诚于毛泽东的宣传干将，他用自己的才华，为毛泽东打造出了一个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帝国，为党国的巩固根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49年，邓拓执掌《人民日报》的总编辑，其人生进入了最为辉煌的时期。在《人民日报》这把交椅上，邓拓能把工作干得风生水起，一方面得益于党相信他的才华能征服人心，另一方面他也需要党提供的这块空间施展抱负。如若不是后来党（毛泽东）对他失去了信任，他一定会不遗余力地燃烧他的光华，照耀党的前程。

1956年，由胡乔木代表中央指挥，邓拓和副主编胡绩伟领导《人民日报》进行改版。然而，改版后的《人民日报》毛泽东并不喜欢，并受到批评；可是，此次的改版，正是得到了毛同志批准的，这让邓拓吃了一个不是哑巴的哑巴亏6。同年6月20日，邓尊旨发表的“反冒进”的文章，虽然领会了送审时毛泽东批“不看了”三个字的深意，做了技术上的处理，小一号字发表，以缩小其影响力，但事后仍然免不毛了的责备7。可以说，至此，邓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正一步步丧失。而后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人民日报》由于未接指示，故没有宣传，更没有发表社论；同样，在“双百方针”开始后，《人民日报》依然没有动静，这让毛泽东很不满意。4月10日下午，《人民日报》全体编委被召到毛泽东的卧室进行训话，据说毛当时只穿了件上身睡衣，因为邓拓主持的《人民日报》没有遵照毛泽东的意图进行宣传，邓被毛当众批为‘书生办报、死人办报、把着茅坑不拉屎’8；至此，无论之后的岗位调动，或是调离《人民日报》，都昭示着以毛泽东为中心的党中央，已经不再信任邓拓了。

邓拓算是“毛泽东思想”的首位宣传者，从1944年主编《毛泽东选集》系统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开始，到离开《人民日报》，他已经整整为“毛泽东思想”工作了16个年头了。他的《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9中的“书生累”“功与过”，有着太多的说不出的个人苦闷与无奈，只能任由后人去体会了。

遭毛泽东抛弃后的邓拓，回到老领导彭真的地盘，担任北京市委主管文教工作。虽然被贬，但这个曾经主持中央机关报的宣传能臣，倒并没有失意颓废，反而是志在千里，干起了宣传的老本行，捣腾起《前线》半月刊，直到1966年被勒令停刊。

1959年，他的妻子因为向党说了几句真心话，置疑大跃进与人民公社是不是办早了，置疑毛泽东是不是头脑发热了，却成了向党进攻，被批判与下放10。而恰是这年的元旦，他还在《庆春泽· 迎接1959年元旦》11诗里大声疾呼“领导英明，前途幸福无边”为大跃进唱赞歌，然而似乎忘了自己为什么1958年被贬的事实；更不可思议的事，他1958年刚刚把他1937年出版的《中国救荒史》改成白话文，面对大跃进，难道不会有所思？如果说作迎接1959年元旦诗时，他的妻子没有下放，家庭还不曾受到打击，那么作迎接1961年元旦诗“旷古中华好儿女，从今为主不为奴”12时，虽然自己的妻子下放回来了，难道妻子下放一年所受到的委屈与怨恨就当没有发生过？！难道自己所经历的历次反复地政治运动及被批成‘死人办报’的教训不足痛苦与深刻？！很显然，无可救药的革命热情麻痹了他的思考，或者说被自己亲手树立起来的‘毛泽东思想’所麻木。要不然，他怎么会像个无耻又无知的家伙一样，为毛的大跃进辩护——“大跃进是举世无双的胜利，只不幸被自然灾害消弱了他的光芒13”；又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解释，1959年2月的“文章满纸书生累”只不过诗人偶尔的情思涌动，邓拓从来不曾怀疑过自己所信仰的东西——‘共产主义与毛泽东思想’，他又怎么会痛彻心扉痛定思痛地去追寻过去痛苦的根源在哪里？他像一个瘾君子一样，对那些痛苦，都是无意识的，他怎么会真正明白‘为主不为奴’的真谛与内涵！

从1961年3月19日开始，邓拓以马南邨为笔名，应《北京晚报》朋友之约，写起他的名篇——《燕山夜话》14。这《燕山夜话》，老舍先生说邓拓是‘大手笔写小文章，别开生面，别具一格’。或许是《燕山夜话》写的小有心得，让他有更近一步的野心；同年，他约吴晗、廖沫沙合写《三家村札记》15，共用吴南星为笔名。1964年7月，邓拓给《三家村札记》写完最后一篇，这个栏目算是寿终正寝了，邓拓也算告别了短暂地由宣传员倾向文人身份的转变。耐人寻味的是，也是这一年，邓拓把他花大价钱收藏的一百多件文物，都捐给了美术家协会。在一个用储安平的话讲，是自由有无的年代16，邓拓的封笔与献物，不得不让人产生无限联想了。

1958年后，邓拓虽然离开了毛泽东的游戏中心，不再受毛泽东的耳提面命，但奉“毛泽东思想”为统治中国唯一政治哲学真理的邓拓，他终身都离开不开他所信仰的东西对他的控制。在毛泽东心目中，或许邓拓来到老领导彭真的地盘，就已经意味着邓拓进入毛泽东权力对手的阵容。1966年3月底，毛泽东在杭州同夫人江青、康生等人谈话时批评邓拓的《三家村札记》与《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借文字游戏打击政治对手罢了，因为在毛泽东心里——以彭真为首北京市委已经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独立王国、阎王殿’，需要解散’；17，而邓拓，此时恰恰是彭真手下的文官。4月，市委传达中央精神，公开批判《三家村札记》与《燕山夜话》；5月8日，毛泽东夫人在《解放日报》以高炬为笔名，发表《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的文章，吹响了全面批邓的号角。至此，邓拓生活在声讨与批判当中，他一手经营、培养起的宣传媒体，反过来全面向他无情地开火。

1966年5月16日，全国各报转载了戚本禹发表在《红旗》杂志第七期上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文中把邓拓说成“叛徒”：

邓拓是一个什么人？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叛徒。在抗日战争时期又混进党内。他伪装积极，骗取党和人民的信任，担任了《人民日报》的重要职务。他经常利用自己的职权，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推行和宣传他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1957年夏天，他是资产阶级右派方面一个摇羽毛扇的人物。他发表了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人民日报》1957年5月11日有一篇化名卜无忌《废弃“庸人政治”》的文章，就是他写的。这篇文章对党进行了恶毒的攻击，要党把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右派。除此之外，他还积极支持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

1966年5月17日，经过一波又一波的批判，这位为“毛泽东思想”做出巨大贡献的宣传能臣的天塌下来了。在写给市委的绝笔信18的最后，邓拓再一次高呼，也是最后一次高呼：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敬爱的毛主席万岁！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然后，于18日零晨，“将马列作家传”19的宣传能臣邓拓，抛下了妻儿，抛下了共产主义事业，也抛下了万岁的毛主席，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邓拓死后，用化名火葬。他的死被要求保密，丁一岚只能跟孩子撒谎说自己的丈夫住院了。邓拓在给妻子的遗言20中如此写道：“我害得你们够苦了，今后你们永远解除了我给予你们的精神创伤。永别了，亲爱的。” 虽然邓拓是跟妻子永别了，但对“三家村”的批判并没有结束。“邓拓吴晗廖沫沙，一条藤上仨黑瓜。反党反人民反国家，你说放该杀不该杀？21”文革中，这首杀气腾腾的歌曲，让邓拓的家人听得胆颤心惊。他的老婆丁一岚被关进牛棚，被剃阴阳头，常拉去批斗，成了“黑老婆”，成了亲朋避之唯恐不及的异类。曾经温情脉脉的“六年血火情深处，山海风波定白头”22成了永远实现不了的誓言，而“独立西风里，珍重复珍重”23却成了献给妻子最好也是最不好的礼物。

八年后，邓拓遗孀给世人留下了一首《江城子》，隐喻地叙述那个时代对她造成的伤害：

八年生死两茫茫，别离恨，天地长。

独倚孤窗，无处话彷徨。

纵使相逢难相诉，泪满面，鬓添霜。

回顾遂安，唯有泪千行。

风雨夜，雷电狂。24